陈永岚（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原副署长兼驻华首席代表、法国EURAZEO基金董事总经理）

       回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十三年(2000年-2013年) ,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另一个经常被大众忽略的重要特征就是在这十年内, 中国从一个没有多少对外投资的国家上升为全球对外投资第三大国，这个现象本身体现了另一种中国特点的发展速度，但是它背后深层次的战略意义更是巨大的。为什么呢？今天的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已经不能再像十年前以自我发展以及少参与国际事务为基本手段，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将会不可避免的、主动地或被动地成为国际经济事务和各种大的变动中的主要参与者甚至成为规则的制定者。相较于其他的对外投资大国，中国的对外投资和企业“走出去”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不到十年之内，从数额较少到成为第三大投资国，辟如相较于日本，它在六十年代开始对外投资到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之一，至少花了20年以上的时间。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同时也是中国企业抓住了全球化以及企业必须要国际化的战略特点。所以，在战略上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趋势已经站在了非常高的制高点上，对中国经济、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发展太快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在缺乏国际运营经验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走很多弯路，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决策，会浪费很多资源。中国企业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非常缺乏国际经验。今天在中国非常成功的企业一般的历史都比较短，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只是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所以中国企业成功的经验是基于国内市场，对于国际市场及国际运营基本没有经验，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走弯路，碰到挫折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及政策制定者所起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这十年来中国在对外投资各种政策上的演变和发展，对中国快速成为对外投资大国所起的积极引导和主导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与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的速度相比较，还是略显不足和不够，因为国家战略和政策必须要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以及走在企业的需求之前，以帮助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能够更有利、有效的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以一匹黑马的姿态快速成为了全球对外投资大国，对国际市场以及外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外国企业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毕竟在当今以西方经济体系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对外投资大国也是一个非常新的现象，无论是在学术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政策与商业实践上，外国企业和政府也不熟悉如何与快速国际化的中国企业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及合作，所以今天我们所碰到的在对外投资的政策、经验、方法和实践等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双向的，不止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所面对，国际市场和国外企业同样也碰到相应的经验不足的问题。目前欧美的学术界，相关的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等都在研究探讨，分析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全球对外投资和资本流动等领域中的新模式，包括与来自新兴经济体企业的新合作模式。

       在我从事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十年中，参与和推动了200多个中国企业对瑞典这个发达国家的投资，获得了很多经验，也见到了很多问题。我帮助中国企业解决了“走出去”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推动了许多很成功的跨国投资案例，比如吉利收购沃尔沃、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在发达国家建立大型研发中心等，与此同时也看到了一些不太顺利的投资个案。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针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和模式的研究非常缺乏。纵观中国学术界以及高等院校相关的经济和企业管理等专业学科，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几乎没有完整的教学、研究与理论体系，无论是中国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学术界，都无法为中国企业提供既有战略高度又有实际运营意义的指导。所以目前的一种现象就是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都是相对凭感觉的，并没有经过很好的策划或规划，缺乏长远的目标，缺乏战略高度。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从基本面着手：一方面，在我们的高等院校和学术界要建立相关的理论学科，建设完整的教学体系，既注重理论创新又注重对实际操作及企业运营的指导，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方法，能够快速跟上中国经济国际化和企业“走出去”的节奏与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和政策性机构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加大力度，创新管理与扶持措施，给予企业走出去提供有效和便利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