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经济表现力：

       实际GDP增长率：1.7%

       通货膨胀率：3.1%

       人均GDP：48,410美元

       财政余额/GDP：-8.7%

 

       总体上看，美国是当今世界政治、安全系数较高的国家。美国民主制度相当成熟和完善，三权分立，互相牵制。党派斗争和权力交替在制度保障下合法有序。近期“茶党”的兴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扩大，对美国选举政治和政治格局的冲击和影响正在不断显现和扩大，显示出美国社会近30年来两极分化趋重、特权阶层扩张所累积的社会风险明显上升。美国经济当前的低迷，以及民众对金融体系和主要党派竞选人的不信任感上升，进一步加大了此种趋势的蔓延。2012年是美国大选之年。围绕大选，各方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奥巴马政府施政重点将转向内政和经济，继续加大巩固医疗改革、金融监管改革等的力度，着力维持经济企稳复苏的势头，对外政策也将更加注重服务于国内议程，但美国两党围绕财政赤字、债务、预算等问题的斗争仍可能频繁出现。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军事、科技实力超群，美国在一定意义上是世界上最安全稳定的国家。但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全球化程度最高，在对外关系中谋求单极霸权，也比较容易受外部不稳定因素影响，具有某些潜在风险。目前，美国仍是国际恐怖组织的主要袭击目标之一。2011年5月，本•拉登被击毙后，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等恐怖分子除可能对美国的标志性建筑、政府部门进行袭击外，还可能攻击美国国家基础设施，如能源、电讯及网络、公共用水、公共交通及卫生设施等。美国出台新的国家反恐战略，除继续应对阿富汗反恐斗争外，将反恐的重点转向美国本土。此外，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如暴力犯罪、枪支泛滥、种族歧视等，这些因素导致个别州或城市治安情况较差。

 

       从经济层面看，美国仍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市场经济最为自由、总体实力最强的经济体。但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在削弱美国独享的经济地位。欧洲债务危机、巨额财政赤字、高额政府债务，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动荡的美元汇率等，均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具体来看，有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目前可获得的经济指标预示着下半年美国经济増长可能更弱，就业增长步伐明显减慢，失业率仍维持在高位上，未来经济增速对吸纳新增劳动力帮助有限。因此，失业率下降的速度可能依旧缓慢。虽然汽油价格回落有助于增强居民购买力，但消费者对就业和收入状况心存担忧，对整体经济信心不高。

 

       第二，两党迟迟无法就税收和预算政策达成共识，危及短期经济复苏。按照奥巴马2011年夏天通过的减债法案，美国政府应该于2012年10月启动自动减债机制，自动减债一旦启动，美国经济2013年上半年将缩减1.3%，下半年再缩减2.3%。国会预算办公室将这种情况称为“财政悬崖”，意思是美国经济复苏如同走上悬崖，如果不减债，则债务负担将进入不可持续通道，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如果减债，则会让经济复苏停滞，引发政治和社会问题。

 

       第三，政府再次面临债务上限提高困境。由于美国国会两党就债务上限调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2011年8月，美国政府信用评级首次遭到国际评级机构调降。就当前的公共债务水平、财政状况和国会两党在债务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意愿程度看，2013年初美国将再次面临提高债务上限的考验，如果2011年重演，金融市场对美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将导致负面影响。

 

       第四，持续宽松货币政策风险不断累积。一方面，包括量化宽松和扭转操作在内的货币政策措施保障了当前的经济环境，但经济在2011年以来仍出现放缓，失业率仍然处于高位，说明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经济可持续动力问题；另一方面，长时间、大规模货币宽松措施背后潜藏的通货膨胀风险不断累积，虽然当前低迷经济形势下通货膨胀压力并不显著，但现有通货膨胀压力并未处于历史低位，过多货币供应增加了石油和食品投机资金的来源，也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风险。

 

       第五，美国面临的长期失业问题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破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预计在不产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可以承受的失业率为6.1%，高于2007年时的5.7%，而美国失业率仍高达8.2%。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40%的失业人口未就业时间已经超过27周。由于长期失业率水平仍然高企，未来结构性失业状况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中两国经济发展和经贸关系在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格局中的作用非常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产品出口市场，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借款国。截至2012年4月末，中国仍继续保持美国国债的最大债主国地位。在2011年5月第3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承诺，为应对全球未来发展面临的潜在挑战，双方将加强宏观经济合作，中美两国双边经济合作前景良好。但由于两国的制度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中美两国经贸发展仍存在一些风险。

 

       第一，美国长期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制造商品开启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采用非市场经济国家标准，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在反倾销、反补贴应诉中遭受不公平待遇。同时，美国为重回经济增长轨道，重新重视制造业发展，导致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趋弱、竞争性增强，特别在信息技术、能源、安全等领域，美国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意图和行为日渐突出。

 

       第二，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依赖和主权投资风险依然存在。一方面，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很容易受到美国利益集团的攻击；另一方面，美国在再陷经济低迷背景下，进口需求增速趋于放缓。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而出口市场又过于依赖美国，主要市场进口需求的下降将削弱中国出口经济的稳定性。此外，中国国际储备资产大量以美元计价，美国为减轻债务负担，很难避免利用美元对外贬值，使其债务减值。因此，过度持有美元资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依然存在。

 

       第三，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的影响值得关注。《海外反腐败法》禁止美国企业以获得 某项业务或维持商业经营为目的向他国官员行贿。该法对行贿等行为有严格明确的规定。自1998年以来，修订案将管辖范围扩大至外国企业或国外自然人在美国境内实施的行贿受贿行为。这一法案虽然仍主要针对美国企业，但难免对中国企业产生影响。

 

       第四，美国投资保护主义势力的影响日益加大。美国虽然在全球大力提倡投资自由化政策，但由于经济衰退及多年来在中国与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内的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2007年美国颁布了《2007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2008年11月美国财政部颁布了该法的实施细则，即《关于外国人收购和接管的条例》。这些规定将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关键技术领域的贸易项目作为审查对象，对外国投资作了严格的规定。美国在实施外国投资审查新规之后，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并购活动，这不利于双边贸易投资失衡的改善。

 

       第五，规则成本不可低估。美国市场经济比较成熟，规则的相对完善使社会更有秩序， 并增强了经济的可预见性。但另一方面，对于尚未达到同等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中国，在美国税务规则、信息披露规则、操作规则、交易规则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尚未了解的领域。企业一旦违规则可能招致不良纪录、蒙受长远损失。同时，美国联邦及各州议会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反应较快，因此法规也会不断变化，这会提高投资人在遵守法律与规则方面的成本。此外，中美摩擦向体制和宏观层面延伸。传统上，中美贸易摩擦热点是人民币汇率、贸易失衡、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政策等（宏观政策）。但如今知识产权、出版物市场准入、原材料出口限制、薪能源补贴等案件，直接涉及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和产业相关的管理体制。

 

       根据对当前总体形势的分析和评估，美国的参考评级为3（3/9）级，国家风险中等偏低，未来风险水平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