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仍然有很多机会,但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逼迫下,不得不考虑通过开拓国际市场,来适应经济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发展模式转型的大变革时期。这个时期可能有20年。十几年前,我们就谈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但一直转不动,现在不转则不行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去30多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些增长动力,正在减弱,我们开始面临增长动力转换的问题。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四个化”来推动。第一是工业化,以重化工业为主;第二是城镇化,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为主;第三是现代化,靠吸收、引进外国技术、设备、人才和直接投资推动;第四是全球化,特别是入世以后,我们享受了很多红利,外国竞争者对中国的产业基本上没有构成实质威胁。比如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基本上都在2%左右。
现在这“四个化”空间正在发生变化。首先,重化工业带动的工业化已经接近尾声,重化工业所带来的资源、能源、排放方面的压力,已经超出了中国环境可以承载的能力。其次,靠引进提升中国现代化空间正在变小。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消化吸收能力很强,基础技术已经问题不大。但尖端技术、核心技术,发达国家不肯转让给我们,只能靠我们自主创新。第三是全球化红利正在减少。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世界上几个主要的经济体情况都不理想,新兴经济体增速也在减速。最后,虽然城镇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它的内涵与外延,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仍然有很多机会,但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逼迫下,不得不考虑通过开拓国际市场,来适应经济转型。
第一个理由是国内部分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以钢铁行业为例。今年产能是9亿吨,能卖出去的却只有7.2亿吨,而且现在产能还在增加。第二个理由是回避当前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家经济大幅度下滑,贸易保护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随之出现。这时走出去直接投资,在当地销售产品,比从国内制造产品然后到海外销售障碍小得多。第三个理由是民营企业自身也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对民营企业来说,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练,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已经成长到了一定规模,现在非常需要扩张自己的国际视野。走出去恰恰可以更紧密地接触和了解国外的贸易环境,更好地把握国外市场一些最新需求。第四是跨国经营可以分散经营风险。第五个方面,不走出去很难参与制订国际规则。如果我们只在国内市场转,很难在制订规则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去影响新规则的制订或者老规则的修订。
当前,中资企业走出去还存在一些矛盾。第一个,出口主要面向发达经济体,海外直接投资的80%则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市场进入门槛比较高,民营企业家进去很困难。欧债危机给民营企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欧债危机之后,他们很困难、需要变现一些资产,需要引进一些外部资金。第二,目前中国真正的优势在制造业,我们的比较优势也在制造业,但是在海外投资的主要重点还是资源。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把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和投资海外资源禀赋结合起来。第三,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但走出去海外投资的主体仍以国有企业为主。从政府角度来说,更多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一些,阻力会小很多。
民营企业走出去,一定会面临一些问题和风险。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它的文化、宗教、政治、法律、商业习惯和中国都不一样,投资风险一定比在国内大。比如海底捞,海底捞在四川很火,现在北京也有。海底捞到了新加坡,市场也很好,但它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用工。国内员工受到新加坡劳工进口管制进不去,用当地人又不符合海底捞文化,每月8500新元也雇不到人。
这些风险可以由企业家自己来管理,建议企业家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有一些风险则超过了企业家的自我管理能力,需要政府加以保护。比如说外交,比如信贷政策、保险政策怎么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一个国家的实力,在某种程度上要靠大型跨国公司来体现。现在一些民营企业已经成长为跨国公司,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走上这条路,政策应该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视同仁。
还有就是行业组织。工商联作为商会组织,可以在民营企业走出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可以做的事就是信息收集与分析。哪一些国家需要哪一方面的投资,哪一个产业比较弱,这些不能仅靠民营企业家自己寻找,更多的要通过行业组织,甚至通过政府部门。这些信息要利用网站等提供非常便利的查询,使企业家及时了解投资信息。这个信息既要包括项目,也要包括风险分析。其次,工商联还可以做的一件事是维权。民营企业走出去以后,有一些人在自己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时去投诉,连找什么样的律师都不知道。以前国外企业对中国民营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双反诉讼,很多中资企业都没有应诉,因为单个企业没有力量,不知道怎么应诉,也不知道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找谁,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忍气吞声吃亏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