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客诚品,孟加拉国制造。从去年开始,购买凡客诚品衬衫的顾客会发现标签上不再只是“中国制造”,而是有了“孟加拉国制造”。
这些衬衫出自南通新高印染有限公司设在孟加拉的工厂,新高是为凡客诚品代工的企业,几年前开始在孟加拉国投资设厂。
这并非个案。在中国劳动力工资上升、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驱动之下,昔日“中国制造”的优势开始褪色。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吸引了一批批外国制造商的到来,但如今他们有的又走上了回流之路。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乔布斯曾经告诉奥巴马,生产iPhone的工作机会不会回到美国,但苹果公司今年已经决定投资上亿美元在美国建设一条生产线。
历史上,制造业中心先是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再由美国转移到日韩,又转移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制造业外迁,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刘戒骄对本报说。
劳动力成本上升
去年夏天,阿迪达斯宣布将关闭唯一一间在华自有工厂,并解除与十家代工工厂的合同,从而引发外界对于“中国制造”隐忧的讨论。
阿迪达斯方面向本报解释说,关闭苏州工厂是因为这将使集团能够拥有一个统一的采购架构,发挥规模效应,降低复杂程度;与十家供应商终止合同也是因为在优化采购架构。目前阿迪达斯在中国仍与300多家代工厂有合作关系。
“中国过去是将来仍然会是阿迪达斯集团一个重要的采购市场。”阿迪达斯方面表示。集团目前在全球的采购量40%来自中国。
据报道,阿迪达斯在苏州工人的工资超过3000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阿迪达斯在东南亚国家柬埔寨工厂工人的月薪为130美元,还不到苏州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已经成为在华外国企业眼中的风险之一。美国中国商会日前的一份调查显示,47%的受访者认为劳动力成本已经成为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中国劳动力基本工资在过去几年间呈逐年递增态势。渣打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在华发展的企业考虑转移工厂,最受欢迎的外国替代投资地是柬埔寨、孟加拉国和越南。
在阿迪达斯关闭苏州工厂后,外界猜测苏州生产线将迁往东南亚国家。阿迪达斯表示,关闭的工厂并没有迁移到任何其他地方,但面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阿迪达斯也意识到了由此带来的挑战。在发给本报的书面回复中,阿迪达斯方面表示:“尽管在中国及其他地方都出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这些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方面成本因素而已。为了缓和投入成本上升的问题,我们在持续不断地反思我们的采购行为。”
美国苹果公司已经明确表示将在今年把设在中国的部分苹果电脑产品生产线转移回美国。在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召唤下,昔日的“中国制造”开始更多地回流美国。“产业空洞化”的风险在中国已经难以忽视。
英美启示录
事实上,英美等发达国家早就遭遇了“产业空心化”的问题,现在,他们正尽力弥补。
2013年3月,英国媒体报道称,英国食品生产商Symington计划把面条生产从广州迁回利兹,将给当地创造超过数十个就业机会。
该报道引用了英国工业协会(EEF)2011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有七分之一的制造商将部分生产业务迁回本土,其中包括TopShop和River Island等服装零售企业。
美国制造业“回流”近年来也备受瞩目。“英国制造回归”、“美国制造回归”已经成为眼下英美媒体最热衷的话题之一,而这种趋势,正是对“产业空心化”现象的回应。
作为老牌工业国家,英国是最早遭遇制造业困境的经济体。19世纪,英国企业为追逐更高利润,纷纷到海外进行殖民地投资和生产,国内一些制造和加工企业也纷纷外迁。到了20世纪,英国的海外投资甚至一度超过国内投资,制造业随之衰落。这种衰落所造成的影响,至今也未能完全化解。著名的“英国病”,其“病根”也和产业空心化密不可分。
现在,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媒体,似乎都在试图治疗这种“英国病”。
“英国政府热衷于加强制造业发展,”英国工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霍普利(Lee Hopley)告诉本报记者,“有很多政策,都旨在支持生产商向新技术和创新的领域投资,以确保供应链的发展,并且使英国成为一个绝佳的生意场。”
企业除了考虑成本之外,还关注供应链的弹性。霍普利表示,在将海外生产线撤回本土的英国企业中,有四分之一的企业都希望更充分地利用本地供应商。“一些生产商在海外经历了供应链中断的情况,因此将供应链搬到英国附近,以更好地控制。”
在“英国制造回归”的呼声中,“产品质量”被当作一个突破口。2013年1月,英国《卫报》一篇报道援引英国某服装生产商的观点,称“我们输了价格战役,但可以赢得质量战、诚信战和创意战”。
对英国产品的质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刘戒骄也颇有感触。2011年,他在美国底特律考察时,发现博物馆修复文物所用的线全部产自英国。“修复文物用线规格要求很高,有一点瑕疵就会导致维修失败。纵使中国纺织业发达,也达不到英国的质量标准。”
不过,在宏观数字层面,“英国制造回归”似乎并没有突出的体现。Hopley也承认,制造业回撤并非“一种单向的趋势”。从2009年到2012年,在海外从事生产的英国制造商比例从32%上升到42%,而且,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企业,都预期在接下来的两年还会适度增加海外生产份额。
美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则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到了90年代,两拨全球化产业转移浪潮很大程度上掏空了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金融业蓬勃发展。许多人认为,2008年的次贷危机,正是产业空心化的恶果。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竭力复兴美国的制造业。事实上,现在他已经可以观察到制造业回流的趋势。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哈罗德·西尔金对本报记者表示,这样的案例如今已经接近200件,远远多于他们此前的预期。
中国制造业隐忧
刘戒骄判断,再过20年左右,中国可能面临较大规模制造业转移的情况。“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很多人会不愿意做生产工作,制造业的成本就会相对提高。”
更让刘戒骄担忧的,是非劳动力因素造成的转移。比如说,地方政府的腐败问题,使中国市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下降。此外,欧美国家对“中国制造”的反感,也让中国制造业隐忧浮现。“一些企业会认为,‘中国制造’会使自己的产品面临更多贸易保护的危险,所以会倾向于向其他地区转移,”刘戒骄说,“这就需要政府间的沟通,争取更公平的贸易环境。”
不过,制造业转移并不能和“产业空心化”完全等同。制造业分工的不同环节由不同的企业来完成,“产业转移未必意味着将所有的环节都转出去。”刘戒骄告诉本报记者。因此,只要能够尽可能地保留核心的环节,中国是可以避免“产业空心化”的问题的。
美国在这一方面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制造业从业者的比例逐年下降,但美国始终牢牢掌握着核心环节的技术。“美国的‘再工业化’,集中体现在高端制造环节。”刘戒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