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本国经济遭受重创，以及监管要求的提升，欧美企业纷纷收缩阵线，开始“逆国际化”进程。与此同时，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公司崛起成为了跨国并购的生力军。普华永道（PWC）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2年间，金砖国家和部分中东海湾国家共“投下”1610亿美元，用于收购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后者收购前者企业的逆向资金总额高出100亿美元。

       新兴经济体中，尤以来自中国的企业最为引人注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额从危机前两年的70亿美元，增至危机爆发后两年的300亿美元，近两年依然在23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强劲的宏观经济和充沛的资金供给，使得新兴经济体成为这一轮“全球化”的驱动力。

       检索近几年国际市场上的重大并购事件，中国企业的身影十分活跃，在业内及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知名度较高的案例包括吉利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以及在舆论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中海油收购尼克森。其他的案例还包括中信证券收购里昂证券、万达集团收购美国AMC院线等等。并购领域遍及能源、金融、制造及娱乐业，并购企业则包括国企与民企等。可以说，在过去几年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与并购方面全线出击。

       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固然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对于一个经济体量全球第二的国家，本国企业的国际化可以说是必经之路。不过，在并购过程中，中国企业可能还得注意风险，尤其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时，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格外小心。事实上，在过往的并购案中，中国企业没有少交学费。中钢、中信泰富、中冶在澳洲，武钢在巴西，这些央企在海外一掷千金，却落得个焦头烂额。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来说，资金成本低，“走出去”多因政治压力（比如海外“找矿”），但也要注意风险，重视投资回报。

       中国水电在利比亚的遭遇足以提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尤其在那些越来越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热点的地区，比如非洲大陆。2008年时，中国水电开始在利比亚建造一幢公寓楼，在最开始时，一切似乎都无比安全：它是卡扎菲政府委建的项目。但三年后，随着利比亚陷入内战，这家中国工程公司不得不仓促撤回员工，在利比亚的12亿美元合同打了水漂，并减记了2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事后，中国水电董秘王志平表示，“我们宁愿流口水，也不愿流泪”，宁愿错过一个高风险的项目，也不愿虽然竞标成功，最后却后悔不迭。中国水电能有相较于其他央企更为谨慎的态度，也和这家企业最近几年所遭遇到的挫折有关。除了前述利比亚外，该公司工人在南苏丹和阿富汗遭到杀害、绑架。当前的马里冲突则可能威胁到该公司的一个水电项目。相比之下，中国的石油石化企业在海外的表现就大手大脚得多了。今年初，中石油被传出有意以500亿美元天价收购伊拉克油田--这简直不把钱当钱使。

       相比于政治风险，海外收购中的经济周期风险可能更值得关注，尤其对于那些在能矿并购领域活跃的企业来说。一些有力的证据并不支持中国企业在当前这个时点大规模、不计成本地出海并购。一方面，国际市场上的主要玩家，比如三大矿商，已开始甩卖资产，显示矿企在通过并购交易创造价值方面的纪录很差（在这一领域中，中国企业的表现同样悲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减速，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全球大宗商品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中国企业在这个时点介入，很可能是“高位接盘”。

       日本企业“走出去”的失败经验需要引起中国企业足够的重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企业在国际上的风光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中国。甚至被称为“买下美国”。事后看，日本企业的跨国并购的确有诸多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教训也十分深刻。从日本企业的成功与失败中，中国企业需要看到借鉴之处。

　　   总的来讲，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需要搞清楚买的到底是什么，是否能带来相应的技术、品牌、服务及市场在内的全面升级的产业链，还得审慎地比较投资回报与风险。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上交的学费已经够多了，现在没必要继续挖坑。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海外投资的风险。中国商务部最近颁布了有关海外合约的新条例，包括出台更严厉的环境标准，并修订了反腐败规定，这其实是承认伴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迅速扩张而来的挑战。中国企业“走出去”已蔚为大观，但在出海的路径和方式上，必须更加精打细算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