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开启了金融外交新常态，这对中国而言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坐享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多年被冠“第一大顺差国”、“美债最大买家”称号，中国靠着多年出口黄金期而实现了经济腾飞。然而，投资回报低、外部环境变化使得出口模式无法持续。正当面临“瓶颈期”时，“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以基建为主的对外投资战略或将为中国开启新时代。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相辅相成的。‘一带一路’是纲，举一纲而万目张，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合作与交流，推动该战略实施首先需要考虑构建互联互通的物质基础；而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机构，主要集中于亚洲基建，它不仅是对地区和世界多边开发体系的有益补充，也是实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由途径。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有机融合将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二者也将拉开中国对外投资的新时代。”复旦新丝路研究所所长王健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中国开启对外投资新纪元 

       当前美国经济“一枝独秀”，但其他地区纷纷黯然失色，因此这也令中国出口面临挑战。 

       兴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涵指出，“从海外经验来看，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持有的储备资产似乎总要经历先增长后下降的过程。究其原因，这类经济体在发展初期并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来实现对外投资，因此通过出卖廉价的劳动力来完成这个积累过程是必要的一步。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只能‘通过劳动力挣钱’，而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用资本挣钱’就逐渐变成顺理成章的选择。” 

       截至2014年，中国已拥有6.3万亿美元海外资产，净资产达到1.8万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海外净资产国。然而，兴业宏观数据显示，中国如此庞大的海外净资产却一直伴随着“负收益”，这主要源自对外资产和负债结构的不匹配，即我们的对外资产60%以上是央行手中低收益的外汇储备，对外负债则有接近60%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两者的收益差导致我们在手握巨额净资产的同时却要向别人支付投资收益。 

       其实只要观察亚洲各国数据便不难发现，日韩都存在外汇储备在国际资产中先升后降，同时对外投资收益先低后高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坐拥近4万亿美元外储、1.8万亿美元对外净资产的中国，应该具备类似结构调整的条件。”王涵表示。 

       既然当前条件具备，便只欠东风。而“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这两大由中国牵头的对外投资战略可谓令中国“如沐春风”。 

       从经济角度看，相关项目建设将直接或间接地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新华社报道称，据业内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目前，各地“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元。考虑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一般为2至4年，2015年国内“一带一路”投资金额或在3000亿至4000亿元；海外项目（合计524亿美元，每年约170亿美元）基建投资中，假设1／3在国内，则2015年由“一带一路”拉动的投资规模达4000亿元左右。有研报则预测称，考虑到基建乘数和GDP平减指数的影响，我们预计将拉动GDP增速0.2~0.3个百分点。 

       对于加速对外投资的倡议也存在一种担忧，即中国是否会重新陷入当年由刺激政策引发的信贷泡沫？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投资显然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投资的效率是确保增长持续的核心。现在之所以那么多人反对投资，可能是认为中国的投资太多了。其实，中国的投资率存在高估，这与地方政府计算GDP的方式有关。”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正视沿线投资的风险与挑战 

       在对外投资方面，当年美国的经验虽然不乏可借鉴之处，但必须认识到的是，中国的对外投资新时代将是兼容并包、和平发展的，且必须正视沿线上的挑战。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可供借鉴当时美国的经验包括：执行两个马歇尔计划和输出产能。当时美国的具体操作包括通过《1948年对外援助法》，继续推行世界经济复兴计划；加强与爱好自由国家的合作，反对侵略威胁（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技术援助不发达地区。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大量援助。这消化了美国的产能，支持修复了欧洲和日本两个产业转移副中心，迎来了战后长达20年的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一举奠定了市场经济牢不可破的世界格局和演进路径。 

       同时，邵宇也指出，由于“一带一路”途经6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存在差异，所以，如何真正地发展好与各国的关系，促进“一带一路”的落实，则是目前摆在实践层面上的首要问题。 

       例如，中国要如何处理地缘安全问题？尽管“一带一路”是执行和平与发展使命，但由于途经中东、中亚等大国间博弈的敏感地，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并与周边大国建立信任关系是首要任务。特别在地缘争执的敏感地带，例如南海区域，不断考验中国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能力和技巧。 

       PPP和中国香港离岸市场或成“资金池” 

       此外，这波对外投资以基建为主，铁建投资更是主要项目，因此其投资的特点就是资金需求大、期限长，因此“开源”便是重中之重。 

       亚洲开发银行此前曾预计，2010~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融资需求和融资缺口巨大。 

       “解决轨道交通融资能力，除了资金以外，是体制机制，中国在走出去方面正在建设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光靠银行贷款不可持续，重要的是找到财政可持续的替代方案，因此推动公私合营模式（PPP）就势在必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李开孟在2015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发展高峰论坛主论坛上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从去年开始，国家发改委便希望通过推动基建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盘活现存资产，因为光靠债务置换无法解决全部问题。 

       不过，李开孟认为各界应该辩证看待PPP的功能。“PPP成本会大于财政融资成本，也高于银行贷款等一般融资成本，且PPP必须满足社会资本的回报要求、要规避风险，因此要签署各种协议，招标流程较为复杂，因此是交易成本比较高的方式，期限长达20~30年。” 

       不过，他也指出，中国的PPP是用于贯彻中国投融资深化改革的战略，因此更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对待。 
       除了PPP，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资金池”正是中国香港离岸市场。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兼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近日称，香港地区理应把握中国内地发展的机遇，可以通过亚投行，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乃至在国际经济及金融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中国香港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亦拥有众多的金融衍生品，及与人民币有关的基础建设融资、项目投资、风险管控、成熟的股权融资市场，这些都是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优势。 

       香港银行公会高级顾问陈凤翔认为，“一带一路”最少可分两阶段，基建是其一，即互联互通；其二是贸易经商。在第一层面，香港地区已经是成熟的金融中心，可成为企业的融资和财资中心，但隐忧之一是香港地区如何参与亚投行，香港地区有必要清醒把握在“一带一路”中的独特角色。      

       尽管中国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回流渠道尚不完善，境外人民币的投资和避险工具匮乏，造成境外人民币资金淤积，使用效率低下。中国香港可以通过开发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以及金融衍生品等避险和投资工具，使亚洲国家可以通过香港地区进行人民币投资，增强亚洲国家持有人民币的意愿，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无独有偶，张军也告诉本报记者：“中国要改变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当前靠的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今后需要大力推进市政债，亮出资产负债表，做到透明、自律，不断丰富债券的品种，甚至于带动离岸市场的人民币计价资产的投资需求，如去香港地区市场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地方政府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