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此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如此大经济体量的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走出去”，因此还需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前进

　　从南美巴西到北美加拿大，从非洲西海岸的加纳共和国到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从欧亚大陆北端的俄罗斯到南部巴基斯坦……伴随中国企业“出海”热情高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入世”以来猛增40多倍而跻身世界前三，中国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最大投资来源国。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7个国家和地区的401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投资34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高达29.2%。而2015年则对这支后起投资力量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一方面，中国今年极有可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标志着中国在跨境直接投资方面进入历史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今年国家政策层面对“走出去”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可谓前所未有。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们普遍认为，实现2015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0%左右”的目标也几无悬念，并且对未来几年走势保持乐观。但专家们也提醒到，中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毕竟相对较短，世界投资市场风云变幻，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不代表其会一帆风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依然有许多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十三五”依然两位数增长

　　“中国的对外投资虽然增长快，但缺少长期的积累，依然处在初级阶段。”采访中，一位商务部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尽管我国流量位居世界第三，但存量却与传统投资大国差距明显。联合国贸发会议此前发布的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远低于美国的36%，也低于东亚国家21.4%的平均水平。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量的国家，这也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依然潜力巨大，趋势不可阻挡。”上述官员进一步讲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扩大符合经济规律，也表现出投资双方的你情我愿。

　　从国际来看，其实多国政府官员对中国资本的欢迎就已说明他国存在对中国资本的需求。而据中国国际商会合作发展部部长韩梅青分析，如果说欧美发达国家看重的是给当地所带来的就业和税收，那么诸如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更多是出于推动本国工业化，获得更高国际地位这一长远需求。 “不久前举行的南部非洲共同发展体高峰会议，将工业化问题作为会议主题，并明确讲到，中国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极其具有借鉴意义。”他谈到。

　　而从国内来看，有权威专家认为，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有的是为了获得廉价充足的原料，有的是为了开拓当地市场、规避摩擦，有的是为了获得海外的先进生产技术、研发能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依托在国内多年来的资本积累，愿意尝试到海外去闯出一片新天地。 “国家战略层面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将变得更为重要，并持续产生作用。”安永中国海外投资业务部全球主管合伙人周昭媚告诉本刊记者，伴随丝路基金、亚投行的运营，以及《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的指导意见》等具体政策的落实，尤其是“基建、能源、文化旅游和金融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及合作将有望享受到更多的政策红利”。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总结认为，尽管对外直接投资因受国内外多方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不确定性，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的加快发展趋势明显。

　　“至少未来十年之内是向上发展的阶段，而‘十三五’期间保持两位数增长是不成问题的。” 多元化趋势日益突出在专家们看来，相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高速增长，近年来其多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也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从投资行业来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由早期集中在能源、矿产领域逐步向工业、科技、金融、房地产、农业等领域扩展，呈现出优化的多元行业布局。汤森路透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17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工业行业交易总额为13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77.4%，占2015年上半年中资海外并购交易总额的30.3%。金融行业与房地产行业占比分别为22.7%和15.4%。

　　“此前我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偏低，按项目数来看在20%左右，按投资额来看总体也不大。”邢厚媛分析认为，源于国家鼓励产业转移和顺应相关国家工业化的需求，中国企业在国外制造业工业园区的投资会增加，制造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有望进一步提升。

　　周昭媚对此持有相同观点并认为，中国企业在产业升级和推进“中国制造2025”过程中，也会进一步提升对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海外投资。从投资目的地来看，中国企业的投资正从亚非拉等资源型国家逐步向欧美等发达国家扩展。

　　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于自身企业价值链攀升或“抄底”发达国家优良资产的目的，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据邢厚媛观察，原来我国前20位对外投资目的地占我国对外投资权重的80%以上，但分布比较分散，不能连接成片，而且像香港、开曼群岛、新加坡等地主要是中转型的投资较多。

　　“今后连接成片的区域性投资更多一些，前20的国家占比会相对下降。” 而从投资主体来看，随着中国民营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和政府对民企“走出去”支持力度的加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由早期的靠央企、国企主导的模式逐渐演变为国企和民企并驾齐驱。

　　权威专家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总体来看，国企由于体量大、“走出去”更早，海外投资交易额存量占比更高，而民营企业活跃度逐步提升，在交易数量上相对更多一些。 “海外投资的多元化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经历逐步升级，这是一个不断优化和成熟的过程。”邢厚媛表示。

　　“走出去”无现成模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不代表其一帆风顺。”在肯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趋势良好的同时，专家们提醒，衡量“走出去”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完成了对外投资，对企业而言，还要看是否得到投资回报，即实现企业盈利。在专家们看来，相比国内投资，国际投资本身就存在更多的风险和挑战，而中国企业作为后来者，相对缺乏国际投资的经验积累，这种风险和挑战尤甚。那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最大挑战何在？对此，专家们意见并不一致。 “我国企业目前的最大挑战是单枪匹马‘出海’。”

　　在韩梅青理解中，影响当地政府、社会舆论，推进企业被当地社会接纳等等，绝不是一家企业单枪匹马可以做到的。因此，如何像“美资企业在华成立中国美国商会，联合起来游说中国相关部委，反映在中国的企业意见”那样，中国企业有效地根据行业、地区将自己组织起来是至关重要的。而邢厚媛认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风险和挑战还是来自东道国的政局、政策变动。“如墨西哥高铁项目、缅甸的密松电站项目等就是明显的例子。

　　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三个层面共同去面对。” 此外，大规模的“走出去”作为一件顺应时势但复杂漫长的“大工程”，必然需要足够的配套支持，而此间我国依然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对此，专家们深有同感。 “我国的专业翻译、涉外律师明显不足。我国75%的外贸客户是不说英语的，而我国培养的外语人才绝大部分是英语专业，而诸如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等专业人才特别匮乏。”韩梅青讲到，中国企业在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的语言障碍已成为阻碍中国企业在当地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邢厚媛对此深表认同，“语言的确是民心相通的工具。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绝大多数不是英语。所以，我国需要通过包括委托培训、定点定向培训等多种方式增加对小语种人才的培养。” 而在权威专家眼中，金融配套方面的相对滞后更是制约海外投资的一大不可忽视的短板。

       “中国企业已经对某国进行投资，而我国的金融机构没有跟进，或者提供的服务非常有限，这就给企业带来了很多的困难。”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大经济体量的发展中国家如此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韩梅青感叹，直面问题和挑战，这种“前无古人”的现状决定了中国还需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的“走出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