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大量占据了媒体头条的关于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故事，仅仅只是扎根拉美的中国企业的一小部分。无论中国的私营企业或是其他国企的投资规模有多小，他们在所在国造成的社会影响都不应该被忽视。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大型制造业类国企表现出了与成熟欧美企业类似的国际化扩张路径以外，占据了投资项目半数以上的私营企业仍然缺乏对海外投资风险的足够理解和认识。这为中国在拉美投资的长期发展带来了不确定的因素。

       如果把1999年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元年，那么可以说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的境外投资实现了指数式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截至2000年，中国境外投资存量为278亿美元，仅占同期全球投资额的0.38%，而到了2014年，中国累积境外投资达7296亿美元，是2000年水平的26倍。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境外投资逆势上行，2013年单年投资突破1000亿美元，并于2014年超越日本成为当年继美国和中国香港之后的第三大对外投资经济体。

       在这一轮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热潮中，遥远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成为了投资热土，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前往这片陌生的大陆寻求机会。然而中国在拉美的投资规模却没有定论。根据商务部2015年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4年，中国累积在除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拉美各国投资125.5亿美元，是2006年投资存量的17倍。可是，中国的官方数据被普遍认为严重低估了中资企业在拉美的投资规模。原因在于中国的统计系统无法准确追踪企业的最终投资目的地，大量投资活动借道第三方如中国香港和卢森堡而被排除在外。综合更为准确的商用数据库，拉美经委会也在2015年发布报告，估计仅2010年一年，拉美主要经济体就接受了来自中国达137亿美元的投资。2010至2013年间，每年的投资流量都稳定在90到100亿美元之间，与中国官方数据相比，差异巨大(图1)。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起点较低，即使以拉美经委会的数据，中国在拉美的投资规模也要远远低于在此深耕几十年的欧盟与美国，其直接投资量刚刚超过该地区外资总规模的1%。结合各国统计局的数据，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学院测算，中国在拉美几个最大经济体如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和秘鲁的外资占比均低于1%，只有在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扮演了相对重要的角色，分别占到3.6%和7.7%。这与中国在该地区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事实上，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与欧盟相当，甚至已超越欧盟成为该地区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同时也是拉美第三大出口目的地，是拉美几个最大经济体的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贸易与投资的这种反差说明中国与拉美地区的经贸互动是贸易先行的，而直接投资是滞后于双边贸易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并不违背常理。企业全球化的第一步往往是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开始的，与风险较低的直接输出产品相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开展投资活动，其对企业能力的要求要高得多，风险也要大得多。

       中国企业是高风险偏好群体吗？

       然而，吊诡的是中资企业在拉美的投资行为又往往被描述成是高风险偏好的，来自中国的企业似乎无视政治与经济风险，而乐于前往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无主之地”，比如前面提到的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两个原因常被用来解释这种现象。

       一是政治上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在本质上与欧美国家不同，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色彩。即使弱化这个论断，中国的投资也被认为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特别是能源安全方面。在中国对包括石油和矿产品在内的原材料进口依赖度日益提高的今天，从进口源头上控制这些资源符合国家利益。如果政府而非企业是中国在拉美投资的主要推手，而且战略目的而非经济效益是主要动因的话，那么投资项目的经济回报和与其相关的所谓投资风险就是次要的。

       二是禀赋上的，这一派观察者认为中国企业和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一样具有欧美企业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即对不确定的营商和制度环境的熟悉度与适应性。换言之，恰恰因为国内的制度还不成熟，中国企业反而获得了在市场规则不清的情况下成长的经验与方法，而这种特殊知识的积累也有益于企业拓展具有类似制度环境的海外市场。在这个意义上，本国制度环境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和欧美企业在投资风险上的不同认识。所谓的高风险偏好与其说是中资企业追逐高风险，不如说他们具有与西方企业不同的风险评价标准。

       这两种观点各有侧重点，但都进入了一个误区，即将来自中国的微观投资主体描述为一个高度同质性的群体，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前者完全忽略了企业在投资行为中的主动性，认为中国的企业无非是政府实施其外交或经济战略的工具。核心论据是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从总体投资量来看，表现为高度集中在能源和矿产领域，且几乎无一例外地由国企完成。且不说经过国企改革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多大程度上还可以被简单地认作是政府机构的延伸，单就论据而言，着眼于投资总量将不可避免地夸大资本集中型的石油和矿产行业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数百乃至数千万美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是无法与动辄上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能源矿产业相提并论的。对于中国投资多样性的低估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完全消失在这一类讨论中。

       而事实上，至2013年，在一共183个已核实的绿地投资项目中，有76个是由中国的私营企业完成的，总投资额估计达到100亿，接近所有绿地投资金额的1/3。政府显然无法强迫资本完全独立的私企投资于某个特定国家，而只能通过政策安排释放激励信号，引导企业的选择。归根结底，企业对海外投资目的地国的抉择是其自主选择和判断的结果。

       后者的问题是，尽管坏事可以变好事，但是坏事毕竟是坏事。任何时候，对私有产权缺乏保护、政局不稳、政策多变、腐败横行，等等，对企业的发展来说都是阻力而非助力。面对国内尚有待改进的制度环境，中国的企业在过去或被动或主动地发展出一套应对和规避制度限制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在国际化的时候，赋予了企业相对优势——相对在发展中国家制度摩擦问题更大的欧美企业，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以企业的角度来看，一个讲究关系、特权至上的国家比一个规则清晰、公平竞争的国家要更有吸引力，风险更小。

       恰恰由于国内的制度门槛和限制，也有相当数量的中资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考虑的是目的地国更为高效和完整的制度设计与产权保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风险偏好与西方企业并没有太大不同。即使退一步来讲，如果以“富贵险中求”为特征的冒险精神是中国企业的可贵品质，那么也是对小型企业或是企业的初创阶段而言的。一个成熟的以创立国际品牌为目标的企业，积极但稳妥的发展战略才更符合企业中长期的目标。

       企业差异与投资多样性

       与政府间的经济援助和贷款不同，严格意义上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以经济考量为导向的。作为经济考量的重要一环，对投资风险的评估和偏好则因企业而异。换言之，企业间的差异性决定了其对风险的理解和好恶的不同。对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时倾向于风险较高的地区的印象或来源于以偏概全的主观印象，或来源于错误地将中资企业界定为无差别的完全同质的群体。但事实上，进军拉美的中国企业千差万别，无论是在企业规模、发展阶段、行业特点、核心竞争力，甚至所有权结构和企业家背景上都差异巨大。

       要想厘清现阶段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的风险偏好，必须回归到微观层面来进行探讨。可问题是如果我们对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总量认定都有难度，又何况微观层面的信息呢？好在中国商务部根据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程序建立了《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来非常初步地了解部分中国企业在计划投资拉美的决策初期的国别倾向和风险偏好。经过梳理，我们暂且只从两个维度来反映企业的差异性，即所有权结构和投资动机。

       从2003年到2012年这十年间，共有分布在20个拉美国家（除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海外避税地）的633个投资项目获得商务部批准。其中国企（包括央企和地方国企）274项，私企359项，可谓平分秋色。而根据表一的行业分布来看，不出意料之外的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较为集中地聚焦在采矿和建筑业，共占所持项目的41.6%，而私营企业则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有超过25%的项目是商务服务业，具体形式表现为开设代表处，用以了解当地市场，接触潜在客户，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在投资拉美时所采取的相对审慎的态度。

       表1：中国在拉美投资项目的行业分布（2003-2012）

       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也不论其所投资的行业领域，他们的地域分布都与两个宏观经济指标高度相关，一是国内生产总值，二是目的地国商品出口对能源和矿产品的依赖度。惟一不同的是，国企投资项目在地域分布上还明显地集中在更为依赖中国进口的拉美国家。联系到中国从拉美进口的商品中，有超过80%是能源和矿产品，这进一步说明了国企的投资更多地指向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的地区。相反，私企的投资与现有的双边贸易关系联系并不紧密，这似乎与私有投资项目集中在批发零售业相冲突，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在投资拉美时，并不主要着眼于巩固已占有的市场，而是致力于开拓新市场，其指向的是未来的机会和空间。

       传统的经济指标基本解释了来自中国的企业在拉美主要投资于两类国家，一是自然资源禀赋高，石油和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厄瓜多尔、 委内瑞拉和古巴；二是经济体量大，本土市场广阔的国家，如墨西哥；当然还有综合了前两者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鲁。但在企业所有权和投资动机的交叉作用下，企业的风险取向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面向。

       风险偏好的制度面观察

       当我们讨论企业境外投资面临的风险时，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国别风险，而政治和制度风险又是国别风险的主要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讨论中，我们往往使用一个综合指标来衡量和比较国家间的制度优劣。然而，制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本身是由自下而上的不同层次的具体制度设计构成的，这使得它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指标来衡量。更为重要的是，制度集合并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体系，而是一个分为不同层次和不同维度的框架。

       在这个框架下，按照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的理解，可以区分基本制度环境，或称之为“正式规则”，和治理结构，或称之为“实际规则”。前者主要统辖公领域，比如宪法、政治制度和公检法的分工，作为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其演化的速度较为缓慢。后者主要照顾私领域，特别是实际生活中的经济交换活动，其变动更为务实和快速。两种不同层面的制度演化的速度差意味着任何一种过于关注基本制度环境的观察都难以准确地反映对企业而言更为重要的实际规则的面貌。

       举例来说，虽然一个政府频繁更迭，政局不稳的国家意味着较高的政治风险，但是一个政治生态平稳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就到位，执法就公正。同样，民主政体和较高的政治自由度或许有利于产权保护，但是由政治强人领导的对私有和外来资本极度友好的情况也并不鲜见，而民主但倾向于本土保护的国家也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世界银行编制的“全球治理指标”中的六个维度来比较拉美国家的制度环境并观察中国企业的国别风险偏好。其中“公民话语权和责任”与“政治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恐怖主义”属于政治治理维度，“法治”、“腐败控制”、“政府效率”和“规管质量”属于经济治理维度。

       表2：中国企业投资项目与投资目的地国制度环境的相关性

       如表2所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投资类别相互作用，决定了企业的风险偏好。其中投资于石油和矿产品开采的国有企业尤为突出。与一般描述一致，资源类的国企在投资拉美时确实较为集中在有争议的地区。具体来说就是由国企负责的资源类项目在空间分布上与一国的政治和经济治理水平负相关。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越是政治自由度低、政治稳定性差、法治不彰、规管能力低，越是有可能看到中国资源类国企的身影。这固然与一些客观因素有关，比如资源禀赋高的国家往往面临“资源诅咒”的问题，同时对作为后进的中企来说，可供选择的余地也不大。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何同为投资采矿业的中国私营企业并没有显现出如此明显的国别倾向。原因只能是作为体制内部的国企能更为方便地动用体制资源，包括专项基金、银行的低息贷款、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政策性保险。甚至投资项目的获得和后续变动也是政府高层对话和协商的结果。这无疑降低了企业本身所担负的风险。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得益于国内的这种二元体制，国有企业并非铁板一块。投资于批发零售业的国企就很明显地倾向于前往经济治理水平更高的国家。事实上，大部分此类国企在国内都是机械制造领域的领军企业，比如柳工机械、山推工程机械、厦工机械、江铃汽车、株洲南车时代电气和北汽福田。与资源类国企同行不同，机械制造类国企在国内累积了较强的基于产品和技术的核心竞争力，这使得他们不用过于依赖政府资源来获得额外的竞争力，在国际化的进程中遵循的是更为传统的路径。

       在拉美，这类国企的投资目的主要是为了拓展当地或者区域市场。与旨在进行上下游纵向整合的资源类投资不同，以开拓市场为导向的投资活动需要建立更多的横向业务联系，与当地市场的嵌入度也更高。同样，与制造业投资不同，批发零售业的投资目的是促进出口贸易，更好地服务终端客户。固定投资不高，其活动成本更多地受交易成本影响，而交易成本又与当地的经济治理结构相关，比如税收体系，合同的执行力度，交付款的便利性等等。因此，一国微观经济治理的水平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的私营企业，首先可以看到中国的私企在进行风险考量时并不受一国政治或经济治理水平的影响。这或许与我们的经验判断相左，但事实上，大部分投资拉美的中国私企规模偏小，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也不高，不属于所属领域的核心企业。他们往往是在国内市场竞争高企，利润空间下降的双重压力下，被动地选择转往第三国需求机会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私企往往更看重会直接影响投资收益的一国经济的基本面，比如贸易自由度、关税、汇率变动以及通货膨胀水平，而制度面的考察则居于次要地位。其次，大量的中国私企尚处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甚至可以说其国际化的进程走在了企业发展的前面。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私企可能缺乏对海外投资风险的必要认识。这种冒进的态度有时被赞许为企业家精神，一种将风险等同于机会的企业观。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企业观经常是囿于企业家自身经历和背景的局限，而并不意味着企业具有一个清晰的长期发展战略，特别是在初期投资遭遇滑铁卢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怀疑中国的私企在拉美的投资带有某种短视性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特征。由于初期投资额度不高，当一国政治和制度环境发生巨变时，私企的调整无非是结束在一国的业务，转向另一个国家而已。这在我们考察私营企业商务服务业类投资时显得尤为明显。

       现实与未来

       至此，我们可以说大量占据了媒体头条的关于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故事，仅仅只是扎根拉美的中国企业的一小部分。诚然，中国在拉美的资源类投资有其特殊性，而且由于投资规模巨大，其广泛的经济影响力也容易占据大多数人的视线。但是无论中国的私营企业或是其他国企的投资规模有多小，他们在所在国造成的社会影响都不应该被忽视。事实上，无论何种企业，一旦走出国门，在海外就会被当作中国的国家形象来对待。对此缺乏认识，就会误导我们对中国企业投资行为的认识。尽管如此，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大型制造业类国企表现出了与成熟欧美企业类似的国际化扩张路径以外，占据了投资项目半数以上的私营企业仍然缺乏对海外投资风险的足够理解和认识。这为中国在拉美投资的长期发展带来了不确定的因素。

       对拉美国家制度现实的普遍忽视，固然有企业自身发展经验的投射，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国内过去一直缺乏对拉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介绍与普及，这使得大量中小型企业只能从直觉和有限的渠道来做出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5年或许会成为企业认识拉美的新起点。

       首先，由中国政府倡导的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一年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拉共体论坛的第一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指向未来的《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1019）》，其中双方投资存量在10年内将达到至少2500亿美元，而且高科技和高附加值商品生产领域也成为了中国政府鼓励的中国在拉美的新的投资重点。这意味着中国的拉美投资将进入个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制造”的本土化要求中国企业更好地嵌入到投资所在国的生产体系中，对企业的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在中拉整体合作的框架下，中拉的人文交流也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事实上，2015年从阿根廷、巴西到委内瑞拉的一系列政治变动也激发了方方面面的广泛兴趣，这为学界向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大众普及相关知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随着中国社会对拉美地区知识存量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投资在未来将日趋理性化。

       【作者林越，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研究员，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本文原刊于《环球财经》2016年2-3月合刊（《战略2016》特辑）之CECLA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