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是中国的大周边，是中国的原油主要供应地，也是中国海外工程承包的重要市场。一直以来，对中国与中东国家能否共建“一带一路”都存在不同声音。2016年1月，《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的出台以及随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东三国，明确了中东地区就是“一带一路”的交汇点和关键节点。共建“一带一路”最终要落实到具体国家和具体项目上，这就要求做到知己知彼，既要把握新时期中国中东政策，也要了解中东地区的发展需求和商业文化环境。

       中东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素有“三洲五海之地”之称，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和苏伊士运河战略要地。历史上就在东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方面交流起到枢纽作用。

       如今中东地区的位置恰在“一带一路”的交汇点，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2014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和“1+2+3”的合作格局，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东三国，成为构建中国新型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环，明确了中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地位。习主席在阿盟总部全面系统阐释了中国新时期的中东政策，倡导以政治对话促和平，以建设促稳定，以稳定促发展，以互利合作促共赢，为中东国家实现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新思维和新机遇，并规划未来发展蓝图。

       中国与中东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中东地区历史文化悠久、宗教和文明多样性突出，资源禀赋独特，发展潜力巨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中东国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但至今未能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沦为全球化的边缘地带。2010年底，中东国家发生了以民生和发展为内在诉求的“阿拉伯之春”，然而，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角逐和干预之下，“阿拉伯之春”之后的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严重失衡，相关国家进入漫长而痛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缺资金、少技术，面临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实现稳定的严峻挑战。美国战略收缩和欧盟经济乏力，都无暇顾及中东。石油出口国在国际油价屡跌不休之际，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迫切需要加快经济多元化步伐，寻找稳定的能源出口市场，这与中国打造能源共同体的需求高度契合。

       中东阿拉伯世界失业人口约2200万，“一带一路”带来的投资，将帮助其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中东国家工业基础薄弱，“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和技术转移，有助于中东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东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以及中国庞大的基建能力成为改善中东基础设施环境的新契机。当前中东乱局严重威胁地区和世界稳定，中国作为一支和平力量出现在中东，有助于中东局势趋稳，将为中东国家带来资金、技术和发展经验，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新机遇。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构建开放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与中东国家的对外开放战略高度契合，中东国家“向东看”与中国“向西开放”相向而行，双方取向和目标一致。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双方产业结构不同，互补性强，中国是中东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东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供应地和第七大贸易伙伴，这是双方构建“一带一路”的良好基础，有利于打造能源安全共同体。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来看，中东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致力于推进工业化进程，努力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从而提出一系列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这与中国应对经济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中国梦不谋而合。此举既能帮助中东国家促进就业、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还有利于中国产能转移、产业合作和扩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中东国家作为“一带一路”的交汇点，中国与中东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将产生广泛的辐射效应，成为打通欧亚非经济大动脉，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一环。

       中东商业文化环境对“一带一路”的影响

       商业文化环境是商业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水平和精神风貌。商业文化环境对企业在经营活动影响深远，主要有政治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等方面的因素。

       一、中东地区政治文化环境：风险高

       一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行是一个“真实”的政治过程。政治文化环境是指企业面临的外部政治形势，分为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政治环境。

       国际政治环境即地缘政治环境。中东地缘政治风险高，在大国势力的干预下，地区教派冲突、民族矛盾复杂多变。“阿拉伯之春”导致中东剧变以来，中东动荡长期化和常态化，一些国家还陷入内战；转型国家进入痛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原有的地区秩序崩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猖獗，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尽管倡导“对话与发展”的中国方案切中中东要害，中国和平稳定的柔性外交政策能够最大可能地避开中东复杂的矛盾冲突，但是，中国积极介入有“帝国坟墓”之称的中东，仍然面临极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还需应对美国“新丝绸之路”和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对冲和挑战。

       从内部政治环境来看，中东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军事政变、社会动乱导致政权频繁交替；家族或个人长期执政导致政治体制僵化和专制独裁；议会往往成为当权者的摆设；人民选举权形同虚设；司法体系与社会生活受到传统伊斯兰教的影响，世俗政权不时受到宗教合法性的挑战；政治和社会现代化发展滞后缓慢。这些特点构成了中东现代政治的基本框架。民族、宗教矛盾剪不断理还乱，在外力干预下冲突不断、热点频发。政治发展滞后导致政府治理能力低，表现为有限的民主、有限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非透明政府、官僚主义、体制僵化、腐败盛行效率低下、政府政策不透明，从而致使“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较高的政治稳定性风险以及政策性风险。

        二、中东地区社会文化环境：偏保守

       由于缺乏三次工业革命的洗礼，中东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缺乏应有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缓慢。中东社会组织中，家族、部落结构牢不可破，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部落成为中东最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东大多数执政者和统治集团都有自己庞大的家族背景、宗教联系、亲信朋友等利益集团。国家机器，尤其是经济部门就控制在与统治集团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手中。在中小城市及乡村，政府政令往往并不有效，部落首领和酋长可谓一言九鼎，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庞大复杂的现代化进程面前，部落家族结构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家族间的团结、资助、互助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家族结构使得生产经营扩大不太容易，也不利于各部落的融合与混合，庞大的利益集团不可避免导致腐败、官僚主义和低效率。中东社会文化深受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奥斯曼土耳其文化、犹太文化以及游牧文化的影响。中东人民热情好客，伊斯兰教尊商崇商的理念和经商传统，形成了中东商人精明细致的性格特点。中东地区经济生活深受伊斯兰教影响，时间观念也不是很强，因此与阿拉伯人打交道要有足够的耐心。阿拉伯企业以家族为纽带，喜欢结成紧密、稳定的部落集团，在商业谈判中追求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有讨价还价的习惯，还善于利用对方行业之间的竞争，从而达到谈判目的。相比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与中东国家双方企业对彼此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文化及投资环境等情况了解不够。历史上，中东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崇尚欧盟标准、西方品牌和技术，对中国企业和品牌则相对陌生。中东保守主义思想较重，开放度不够，法律不健全，且受伊斯兰教法影响。中东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亦有质疑之声，他们最关心“一带一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是否需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能否改变全球化的不公等。

       三、中东地区市场竞争环境：竞争力弱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中东阿拉伯国家市场环境正在从原有的特权垄断向自由竞争转变，企业进入市场的壁垒和成本逐渐降低。然而，受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中东阿拉伯国家还没有形成公平有序、充满竞争力的市场环境，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比较弱。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东地区的改革步伐略有加快，但是中东经济体仍然不能方便或是有效率地经商，在一些领域仍面临巨大的挑战。例如，企业创办成本为当地人均收入的26%，远高于经合组织的3%。中东地区改革力度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中东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融资困难，部分原因是由于该地区缺乏完备的征信机构，从而很难获取相关资料评估贷方信用。其次是跨境贸易、破产程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以及履行合同方面也存在很大障碍。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20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东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在中偏后的位置。在全球140个经济体中，海合会国家和以色列、土耳其排名比较靠前。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由于深受战乱冲突之苦并没有列入排名。此外，根据国际评级机构对中东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大部分国家的信用评级介于中等或投机水平。

       中东国家科技水平滞后，国内对科技投入有限。根据彭博新闻社发布的报告显示，中东国家（以色列除外）对科技投入均低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根据2015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大多数中东阿拉伯国家排名靠后。根据瑞士苏黎世理工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布的KOF全球化指数排行榜，大多数中东阿拉伯国家排名较低。

       总体来说，中东国家商业文化环境缺乏活力与竞争力，保守主义思想浓厚，从而导致私营部门发展滞后，经济开放不足，外国投资流入减少，获得国际信贷不容易。缺乏活力与竞争力的市场环境必将导致中国企业走向中东时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和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科技水平滞后、创新力不足也将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技术转移造成不利影响。

       对策和建议

       中国要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做好“一带一路”交汇点大文章，就必须做到知己知彼，针对中东地区特殊的商业文化环境，提出自己的应对之策。

       第一，风险防范至关重要。为应对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政治稳定风险、政策性风险以及交易风险，中国企业必须做足功课，做到攻守有度，加大对相关国家政治风险、公共安全风险以及国内政策的分析，充分了解对象国的商业文化环境和财政、税收、法律体系，建立应对政治风险、政策风险、商业风险、法律风险和金融风险等多种风险防范机制。为保护海外企业财产和人员安全，中国安保公司和海外安保公司应加强合作。海外企业应聘用当地律师和国际律师，依法治企。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充分利用中非峰会和中阿合作论坛，推动中国标准规范适用于中东地区。与欧美客商相比，阿拉伯人不太注重合同的严肃性，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往往出现分离。阿拉伯人还善于利用贸易结算支付手段来逃避未来可能出现的交易风险，因此，与阿拉伯人订立合同，一定要坚持信用证付款，或者预付金与托收相结合，降低支付风险[8]。利用对外援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一些国家以人民币结算，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第二，求同存异，互利共赢。丰富的能源和战略地位导致中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前，美国战略收缩，对中东主导能力下降；欧盟经济乏力，无暇顾及中东；俄罗斯高调重返中东，但力不从心。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势必与其他强国，尤其是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和中东利益产生冲突。这就要求我们求同存异，寻求与这些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机会，实现互利共赢。以叙利亚危机为抓手，构建中美合作的新平台。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民心相通。中国并不缺少软实力，关键是如何发挥软实力。做好宣传，讲好“中国故事”，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企业也应持多做少说原则。无论是政府高层，企业、智库还是民间层面，都应加大宣传，消除疑虑，切实照顾地方关切和地方利益。中国与中东国家应在战略上相互依靠、彼此扶持，共同捍卫我们共同的制度利益和经贸利益。人文交流与软实力同步推进，现阶段人文交流更重要，从留学生、旅游、语言媒体舆论、宗教交流上下功夫，淡化官方色彩。中国企业走向中东，可以雇佣通晓当地语言和宗教的翻译或者直接雇佣两国留学生，甚至可以聘请熟悉伊斯兰教法教义的中国穆斯林或者专家学者作为企业顾问，从而与政府、部落首领和酋长都能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挖掘古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加强民间宣传交流，将“一带一路”培养成双方话语。加强智库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做好实地调研，避免研究过程的空洞化和泛化。

       第四，因国制宜，分类施策。中东国家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未来还要继续宣传中阿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平台，实际操作中则要淡化多边，重点国别。“一带一路”是多元的、复杂的，需要脚踏实地，分类施策，因国制宜，突出重点国家和优先项目，充分考虑对方需求，以具体项目产生示范效应。“一带一路”有八个领域的合作，对接就要加强国别调研，关注优先发展领域，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搞工业化，都能承接中国的产能转移和合作。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且要与时俱进。与能源丰富的国家建立能源安全共同体和能源密集型企业，例如产油大国；与资本雄厚的国家加强资本合作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例如海合会国家；与人力资源充足、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建立产能对接，以工业园区模式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能，例如伊朗、土耳其和埃及。与政局稳定、具有战略视野的小国建立相关培训中心和服务中心，例如约旦、突尼斯。与科技发达创新力强的以色列开展高新技术领域合作。对于那些处于战乱与动荡的国家，中国则应尽力劝和促谈，与不同派别和地方酋长保持沟通，以便在今后的国家重建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中国外交部、商务部、金融机构及行业协会应发挥宏观指导作用，建立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在财税、融资、保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甚至应该发挥主导作用，成为中国企业的坚强后盾。“一带一路”是百年大计，构建“一带一路”最终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企业应建立人才储备，大力培养既懂政治、经济又熟悉当地宗教、语言的复合型人才。企业切忌有暴富心理和一哄而上，避免无序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