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步入复苏轨道，其呈现新特点：实体经济重新受到各国重视，全球产业分工与交易链条将重塑；行业调整、企业洗牌将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展开；随着全球通胀预期不断上升，国际贸易价格回升，跨国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大，企业内部贸易将大规模发展；跨国公司的资金链开始松动，一些国家在危机中为救助企业和金融机构注入的资金、持有企业的股份可能选择退出。

       在跨越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如何更好地推动跨国并购促进产业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跨国并购交易分为海外并购和外资并购两种交易。但无论是海外并购，还是外资并购，我国目前都面临着较多的问题和挑战。我国外资并购发展滞后，全球FDI中大概有75%~90%的规模是并购完成的，但是中国吸收外资目前还主要以绿地投资为主，并购大概只占到3%~5%的规模。

       推动外资并购境内企业，促进引进来战略创新

       一个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的潮流正在世界涌动。中国经济也处在调整结构和增长方式的关键时刻。着眼于从全球范围迅速配置资源的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和中国产业在金融危机后寻求新机遇新发展的抓手。

       从全球视野重新认识跨国并购和产业安全

       在对跨国并购存在较为普遍的认识误区的情况下，推动跨国并购首先要求我们重新认识跨国并购。虽然在并购过程中也会产生诸如国有资产流失、垄断性市场结构等问题，但只要建立规范化的资产评估制度、有效的无形资产管理制度和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就可以防止并购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通过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也可以防止出现垄断性市场结构。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态破坏等全球共同安全问题的不断出现，导致传统产业安全观乃至传统国家安全观的现实根基发生了改变，从封闭对抗单赢到开放合作多赢成为大势所趋。我国的产业安全观应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联系的背景下提出，通过扩大开放，主动利用全球配置资源的机会，谋求产业更大发展，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产业安全，是开放的、相对的、整体的、主动的、动态的产业安全观。新产业安全观要求破解开放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五个方面的转变，即从自给自足到相互依存，从强调自成体系到强调比较竞争力，从强调局部保全到强调整体竞争力，从被动防御到主动整合。

       从内在制度入手重新看待和解决跨国并购中的问题

       目前仍有许多人认为产业安全的威胁来自外资，特别是来自外资并购，认为外资并购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种种弊端。我们认为外资进入我国并不是引发产业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外资介入只是使内部隐藏的问题更加凸显。比如徐工并购案中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关于国有资产贱卖问题，民营资本来并购徐工也同样可能存在贱卖问题。又比如目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不强、国企领导人评估机制缺陷，全社会创新意识不足等内在原因所导致，外资并购只是强化了对外来技术的依赖，而非直接阻挠我国企业创新。

       因此，应当从内因入手实事求是地认识跨国并购中的问题，从制度建设入手对症下药。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体系，这是维护我国产业安全最有效的手段。当前，我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及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已经为引导和管理跨国并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推动中资海外并购，促进走出去战略创新

       外资并购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之一。但外资并购仅仅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一个阶段，我国企业走出去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并购方式进行投资。中国企业逐步从过去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受制者，尝试转变到规则制定的参与者。

       运用国际政治新思维帮助我国企业淡化政治色彩、构建民间支持体系

       根据外国主流学者的观点，我国的“走出去”战略是个没有国际先例的战略。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企业国际化扩展绝大多数是企业自发行为而极少有政府积极推动；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政府这样明确提出鼓励企业国际化；也极少有国家在本国工业化尚未完成，而且内部区域经济差异还非常大的背景下就鼓励本国企业开始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正是因为没有先例，所以西方学术界总是倾向于将我国企业的走出去与国家意志相联系。

       为此，在我国企业走出去问题上，应当学会从外交上运用国际政治新思维，寻找经济利益共同点合纵连横。比如中铝2008年第一次入股力拓时，以及中国国家投资公司2007年底购入美资证券行摩根士丹利50亿美元可换股票据时，没在美国遭到太过激烈的政治反应，就是因为与美国找到了利益共同点，有助于美国资源企业在全球寻找资源，有助于美国金融企业挺过次债风暴。

       在剥离政府影子的同时，应当大力组建我国跨国并购的非政府支持体系。当代国际经济交易中，非政府的经济中介组织的参与不可或缺。事实上，就第五次并购浪潮中一些大型并购案例来看，无一没有中介机构的参与，这些机构为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低成本的支撑，而且降低了企业并购决策失误的概率，同时符合国际惯例和市场化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聘请雷曼、中金做顾问为中铝2008年第一次成功入股力拓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整个交易细节中，必和必拓与力拓共聘请了10家全球顶级投行中的9家，中铝只剩下雷曼兄弟可签。这其实是对中介服务资源的一种垄断，也是一种惯用技巧。为了应对外国竞争对手的这种策略，应该促进我国跨国并购中介服务机构做大做强，整合既有网络建设民间信息支持系统，促进在东道国成立企业商会或行业协会，完善市场化的政治风险保护体系，尽快成立专门从事政治风险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

       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战略上应提高分散程度、市场化程度和透明程度

       在我国主权财富基金披露的几笔投资中，大规模境外投资都是针对美国市场和美国机构，且多数产生严重的账面损失。投资过于集中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投资集中在少数国家，导致非系统风险高，流动性也可能会有问题。二是集中投资会让被投资国担心有政治目的，或者造成与其他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很可能会引发被投资国的金融保护主义情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己经建立或修改外商投资并购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严格审查、限制。

       国际成功主权财富基金分散投资区域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投资涉及42个发达和新兴市场的2000多家公司、九个资产种类和几乎世界各种主要货币。这种高度分散的、多元化的资产组合结构，可以很好化解非系统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我国也应构建一个高度分散的组合，通过区域、货币多元化投资，建立其动态的币种结构体系，加大主权财富基金的另类投资（国外房地产、私募股权投资、对冲基金）的比例。

       主权财富基金作为政府直接管理或者委托管理的特殊类型的公共基金，其投资很可能综合体现了一国的政治目的、战略目的、经济目的或者其他多重目的，而较低程度的海外投资信息披露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担忧，增加国际金融架构的系统风险。目前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对透明度低、政治倾向强的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比较谨慎。七国（G7）集团虽然鼓励不危及国家安全的跨境投资，但是希望在透明度、风险管理及责任上建立最佳规范。提高透明度一方面可以增强市场交易各方的信任程度，有利于消除被投资国的政治疑虑，另一方面有利于遏制腐败和欺诈的行为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