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走出去”放在“引进来”之前，这被各界视作国家投资方针的一个重要变化。全国两会期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全国政协委员，就各自领域热议如何进一步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

       让巨额外储发挥更大效用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当前，“走出去”正处于历史机遇期，建议有关部门抓紧研究统筹协调外汇储备资金加快运用，将国家的外汇储备转化为资源储备和能源储备，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当前实施“走出去”战略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融资能力下降，资源禀赋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经济的资金需求迫切，海外资产价格有所降低，限制有所减少，企业境外投资合作意愿强烈。

       其次，我国外汇资金充裕，截至2010年底，外汇储备规模达到2.85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了4481亿美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达37%。

       此外，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走出去”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中俄石油、中非及中委基金和大额融资等项目的成功运作锻炼、培养了专业团队。但外汇资金短缺已经成为制约企业“走出去”的瓶颈。

       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加强，各大金融机构在外汇存款大幅下降的同时，外汇贷款需求不断增加，供求矛盾日渐突出。虽然国际资本市场利率水平已近历史低位，但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日益庞大的背景下，金融机构面临“既不允许出境融资、境内又借不到款”的尴尬局面。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走出去”战略的主力融资行普遍缺乏长期稳定的外汇资金来源，在支持企业“走出去”业务中时有力不从心之感。

       目前，境内3个月美元存款利率摸高，外汇资金实力一向相对雄厚的中国银行用“外汇资源几近枯竭”来形容外汇资金来源的奇缺现象。融资支持力度不足已成为制约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瓶颈。

       国家外汇资金充裕与企业和金融机构外汇资金短缺、资金需求缺口巨大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外汇储备大幅快速上升增大了央行执行货币政策及管理通胀预期的难度，加大了储备资产缩水风险。

       在此建议，尽快调整现有外汇储备运用渠道、机制和方法，尽快打通金融机构利用国家外汇储备的通道。

       一是扭转旧有观念，利用外汇储备支持“走出去”战略。要抛弃外汇匮乏时期“外汇储备多多益善”、“创汇越多越好”的思想，变“被动管理”为主动运用思路，通过减少增量、化解存量将外汇储备控制在适度规模范围内；要正视支持企业“走出去”是实现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战略的重要手段，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应抓住时机、创新思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储备资产的使用效益。

       二是调整储备资产形态，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运用外汇储备海外并购参股、购买能源矿产资源。

       目前我国持有美国国债总规模达1.16万亿美元，占外汇储备总量的41%。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购买海外资产，将储备资产由虚拟形态向实物形态转变，有利于带动战略性、稀缺性资源回流，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

       三是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多方式运用，要建立相应的外汇储备运用保障及激励机制。

       建议尽快建立外汇储备多元化、多方式运用机制。除鼓励金融机构购汇以外，还可考虑通过储备注资、委托贷款、货币互存、外储借款或定向债等方式为金融机构及企业提供外汇资金。同时，针对外汇储备运用的不同目标，设立差别考核体系和业绩标准，明确参与主体的责、权、利边界，确保外汇储备运用中的国家利益最大化。

       四是积极发挥金融机构在“走出去”战略中的桥梁作用。

       目前，金融机构在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中具有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作用：具有丰富的项目开发、融资及评审管理经验，更加贴近市场、贴近客户，能够通过专业化管理降低外汇储备运用风险；具有平台功能和批发式融资优势，可以以点带面，将项目融资、技术转让、劳务承包、设备供应和区域开发相结合，发挥资金的最大使用效益；以商业机构形式出现，减少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国际压力与政治阻力。

       因此，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为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和融资支持“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支持金融机构加快海外业务人员队伍及机构建设，提升金融机构迅速开展海外业务、通过融资助力企业“走出去”的能力，保障国家能源和战略资源安全，减少外汇储备缩水风险，疏解通胀压力，进而使我国在后危机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调整中取得主动。

       健全项目审批决策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化集团总裁刘德树：支持企业“走出去”需要建立高效灵活的决策机制。

       中化集团“走出去”十多年了，经历了很多。我们的体会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如果决策机制不健全，企业将失去很多机会，“走出去”战略将很难得到有效实施。

       目前，在“走出去”项目审批方面，国家没有一个归口的管理部门，企业无法实现通过某个特定部门就知道项目能做还是不能做。

       我们花费精力咨询技术专家、国际专业机构考核一个项目，形成一份专业报告后，还须向国资委、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外交部上报。

       虽然各部委间有联席会议机制，但各部委无法像企业那样在项目上花那么大功夫。尤其是涉及重大项目，一旦各部门在短期内无法形成统一意见，项目就会被耽搁。

       对企业来说，遇到千载难逢的“走出去”机会，必须当机立断。如果延误了时间，错过了时机，就不仅仅是金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国家和大企业之间应建立信任，如果缺乏信任，机制定得过死，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决策机制。

       负责“走出去”审批的各部委为国家认真把关无可厚非，但毕竟各部委精力有限，不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审批企业的某个“走出去”项目，可对企业来说，每一个项目可能都是至关重要的。解决其间的矛盾就需要有经验的机构快速决策。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走出去”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组成部分，那么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要制定怎样的机制来实现这个目标。

       国家应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从审批到其后各支持环节，提高领导效率，捋顺机制。多头管理的协调成本高、时间过长，很难形成一致意见，应建立高效、灵活、负责的机制，从决策层面将其捋顺，比如建立战略委员会，解决一系列决策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团队就采取了这个办法。如果职能分散到各部门，审批项目可能面临时间过长的问题。将招商项目审批集中到一个窗口，集合各部门的相关负责人，项目来了就集中研究，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既保证了决策的有效性、灵活性，又不失其专业性。

       “走出去”项目选择应由易到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作为国家战略，“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实施需要各方的认真执行。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对外投资成为整体经济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也是整体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

       如何定义“走出去”？一般来说，就是中国企业到国外去开辟市场、建立生产研发销售基地、渠道，或者是寻找资源等。但目前，中国企业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准备充分，包括政策、法律法规、投资能力、对国外投资环境的了解和管理准备等。

       从政府层面来看，现有的投资政策存在滞后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比如理论上说可以换汇投资，但实际的审批时间很长，便利化支持还没有跟上。这些都需要国家作出配套的制度、机制安排。

       西方国家在产业“走出去”的早期阶段，服务业也跟着一起“走出去”。比如银行、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也“走出去”，服务到位。

       但中国企业“走出去”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向中资银行申请贷款遇阻，只好去求助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来说，现在是往外走的好时机，应从风险评估、征信方面作适当调整，给予“走出去”的企业以充分的资金支持。当然改变这些政策的遗留问题也需要时间。

       对企业来说，国内市场和经济发展生态与国外差别很大，不同的国外文化、观念、法律法规制度、风土人情和管理水平，需要企业花很多时间来提高国外战略管理能力。在这些方面，中国企业还需要有更多的积累和实践。

       从中投自身来说，公司投资是在董事会批准的战略资产配置和风险容忍度的范围内来进行。

 投资本身需要一个过程。比较容易进入的投资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先做，难度较大的项目，会涉及团队建设、寻找外部资产管理人员等，则会逐步推进。因此，在我们的战略资产配置里有特定的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比例，但执行进程可能相对较慢，而且有些项目并没有对外披露。媒体仅通过一段时期内的一两个投资项目来判断中投的投资风格和取向是不客观的。投资多元化配置是企业一贯坚持的，只不过在项目比重选择和出资时间上有先后安排。
 
       中投作为一个新设立的机构，投资能力以及在不同投资领域的时间先后有差别。比如，中投前期在金融行业投资集中度高，因为中投本来就有这种配置，加之金融危机的出现创造了时机，就先投资金融领域。随着投资计划的逐步实施，中投在金融领域的投资占比开始降低，但这并不代表中投会放弃金融领域的投资。

       目前中投很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但基础设施投资的难度较大。机场、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比较敏感，此外项目金额庞大、实施时间长。对这些项目，中投不会独立去做，会寻找合适的伙伴共同投资。但要找到合适的项目和合作伙伴，也需要花相当大的功夫。所以，中投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实施进度会较慢。现在这一领域的投资未达到配置比例要求，并不代表我们不重视，也不能说中投转变了投资方向。

       中投的每一步一直按照计划执行，由易到难，目前来看执行情况是好的。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恰逢其时

       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考虑建立人民币投资回流机制。现在借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恰逢其时。未来五年，应推动人民币形成区域结算货币。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工作。

       随着“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国际贸易对人民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人民币正开始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可以适度地释放国内过剩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控制国内通货膨胀。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家政策应该给予更多支持。国家担心国外热钱涌入，控制担保额度是可以理解的，但银行对融资性对外担保控制得太死，会影响银行内外联动。在境外内保外贷、外保内贷、离在岸互动方面，需要人民银行和外管局给予政策支持。

       据统计，到2011年1月末，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的75%是在香港完成，到1月底香港沉淀的人民币已经超过3700亿元。

       根据外管局预测，未来5年，香港沉淀的人民币会超过两万亿元。这两万亿元人民币怎么运用？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机制？

       现在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在贸易结算中愿意存留一部分人民币，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在加强，这也是将香港设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重要原因。

       但现在需要建立一个机制，即人民币投资可以回流的机制。建立此机制，可以增加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反之境外机构会谨慎持有人民币。

       外管局应该考虑一些开放政策，比如通过建立备案登记制的方式，放开在香港外商投资项下的人民币投资。

       此外，现在香港的人民币可以参加银行间的债券市场，那么是不是也应该允许境外发行的私募基金投资国内创新型科技企业？这是很重要的资金来源。还有，让境外人民币持有者通过境外证券和基金公司来投资国内A股市场。

       未来五年香港将持有两万亿元人民币，这是非常重要的资金池。“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首次明确指出，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建设离岸中心方面，应该将香港和深圳捆绑起来、联合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

       建议鼓励深港两地的金融机构推出人民币计价交割、扩大市场。其二，香港交易所市场股票持有港币和人民币双币组合报价，应允许投资者自由选择币种进行交易。其三，现在A股和H股价差很大，H股20多元、A股才十几元，应该让符合条件的境内机构参与香港的人民币市场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