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被视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然而，海外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资产份额的快速提升，也意味着海外投资风险的日益加大，中国要学会跨国投资的风险管理。

       中国海外投资逆势而上

       自2000年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第十一个年头。中国从一个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大国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更是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02~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52%。“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增长35%，增速是“十五”时期的4倍。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最新《世界投资报告》预计，我国在未来几年将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根据商务部数据，2004~2008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量比头五年上升6倍，流量上升20倍，而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但中国海外投资增长势头十分强劲。

       一是从规模上看，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海外投资占全球当年资本流量(1.1万亿美元)的5.1%、年末存量(18.98万亿美元)的1.3%，海外投资仅次于美国(2480.1亿美元)、法国(1471.6亿美元)、日本(747亿美元)、德国(627.1亿美元)，在新兴经济体中居首位，居全球第五。仅2008~2009年两年间，中国企业赴海外并购金额高达433.9亿美元，超过了本世纪前八年总和。

       二是从区域上看，无论在流量还是存量上，亚洲地区都一直占有中国海外投资的主要份额。但近几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也在迅速增长，2008年的投资流量已超过亚洲跃居第一，主要原因在于当年对南非的投资比上年猛增10倍之多，占整个对非投资流量的87.6%，这也使得南非成为2008年我国海外投资流量最大的国家。随着对矿产、资源等需求的急剧增长，中国对大洋洲的直接投资在近年来也有快速发展。目前，以单个国家/地区论，澳大利亚是接受我国直接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而受产业取向、准入难易程度以及投资保护等影响，对欧美的投资量较低。

       三是分行业看，过去五年的海外投资总计2159亿美元，这其中能源和电力业占据了将近一半（1022亿美元，占总额的47%），其次是采矿业(28%)以及金融和房地产业(18%)。这些行业总计占了中国海外投资的93%。另外，大型工程和建造项目集中在能源和电力业(47%)以及交通运输业(38%)。特别是2010年，由于资源需求瓶颈以及国内资源储备的巨大压力，中国企业在能源矿产以及机械设备制造业等诸多领域完成了数百宗高达几百亿美元的跨国并购，呈现出持续强劲的发展态势。

       四是分主体看，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投资设立的境外企业超1.5万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588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1万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据半壁江山，约有100多家央企在境外（含港澳地区）设立了子企业或管理机构，境外业务正成为央企重要的利润来源。截至2009年底，央企境外资产已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当年利润占央企利润总额的37.7%。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联合会的资料显示，2010年，三大公司大规模的并购行动金额超过300亿美元，约合近2000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占同期全球上游并购的20%。而如果加上国有银行的投资与并购规模，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几乎占到中国当年海外投资总规模的80%以上。相比之下，真正来自民间、民营的以及中小企业的对外投资还非常少。

       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与新挑战

       然而，海外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资产份额的快速提升，也意味着可预知以及不可预知的风险越来越大。国际知名金融数据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对海外投资过程中的内外风险还缺乏有效控制。

       投资保护主义风险  在中国海外经济扩展的过程中，一些国家会以直接设卡或间接制造麻烦破坏投资环境来阻挠中国从海外获取资源和能源。中国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就证明了这一点。

       近几年，发达国家以威胁国家战略安全为由，使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海外资产并购频频受阻。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显示，中国对美国历年投资存量仅为23亿美元，是美国外资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这其中，美国很多领域并非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深处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深感不安，近期欧盟有意效仿美国在1975年成立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希望设立一个新机构负责对外国企业投资和收购本国企业、有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加以阻止。

       而同处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有意挥舞投资保护大旗。2009年2月，印度政府修订并限制外国企业在国防、通讯、航空等领域参与的程度。

       2010年2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新立法，收紧对国外投资的管理，对可转换债券实施等同于股权的管理，这是自2009年9月澳大利亚限定15%的持股上限以来，第二次收紧海外投资规制。

       部分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中国海外投资遇到阻碍。与制止关税战相比，遏制投资保护主义的难度要大得多。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裁断全球贸易争端。但全球还没有一个与WTO相等同的机构来解决投资争端，这种风险更难驾驭。

       海外投资成本上升风险  当前，中国的海外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是为了购买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但是，未来海外投资的成本可能被大幅抬升。中国每年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量的资源，根据上海有色网的统计，目前，我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2010年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锌精矿占中国当年锌精矿进口总量的35%，排第一；铝土矿约占24%，排中国铝土矿进口量的第二位；铅精矿以13%的占比仅次于秘鲁、美国，排在第三位。然而，近期，继欧盟率先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后，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日前宣布，计划在2012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碳排放税，三年后还将引进碳交易排放机制，以降低澳大利亚碳排放。目前公布的受控于碳价的企业名单包括，国际电力、TRU能源等电力企业，布鲁斯科等钢铁公司以及力拓、必和必拓和伍德赛德等矿产资源和石油巨头。将被征收碳税的这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到了澳大利亚总排放量的60%以上。由于铝、煤炭和矿石领域正是中国企业最近几年希望在澳大利亚投资开拓的主要产业领域，这也意味着，今后对矿产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进行直接投资，其投资成本上升的不确定性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海外投资战略缺失风险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排名更能说明问题，在全球128个参与排名的国家中，2003~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指数(OND)为1.139，全球排名第67位，而该指数2007年以后再次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非常低，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严重缺乏海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

       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国家经济增速下降，需求不旺，大宗产品国际价格低迷，企业流动性出现严重短缺。相比之下，手中相对充足的现金激发了不少中国企业手中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强烈的“抄底”心态。但总体看来，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特别是对收购整合的理解，似乎一直停留在买设备、买厂房、买技术的阶段，而缺乏明确、长远的战略规划。主要表现在：一，只考虑价格和易得性，而不考虑投资目标与企业整体发展目标是否相符；二，没有制定长远的商业计划，对收购目标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明确；三，对投资目标的事前评估不充分，决策失败。

       对于海外投资的战略缺乏，今年5月，国资委就对央企海外投资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了“十二五”时期国企“走出去”的三大任务：一是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二是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三是打造跨国企业集团。这说明海外投资战略的缺失已经成为掣肘企业“走出去”的关键因素。

       海外资产汇兑风险  中国海外投资还面临资产汇兑风险。海外投资必然涉及到外币资产，由汇率不确定的变化带来的汇兑风险不可避免。由于美元的强势地位，传统上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产品出售以美元计价，成本支出以所在国的货币计价，而在国内的融资又主要依靠从国家政策银行取得人民币贷款。在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外币特别是美元贬值的趋势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汇兑风险越来越突出。特别是2008年以来，传统的对冲工具等套期保值手段更加难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中国海外企业屡屡蒙受因汇率剧烈波动而带来的巨大损失。

       国家政局动荡等不可抗力风险  海外投资活动具有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中国企业在投资意愿高涨、投资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必须重视日益复杂的海外投资环境。从我国目前海外投资项目看，80%以上分布在东南亚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其中部分国家政局不稳。近期，一些原本被视为局势较稳定的国家，也陆续出现了政治动荡，发生风险的可能性急剧增加，风险指数明显升高。而今年以来，中东、北非局势持续动荡也让在非洲、中东等自然资源丰富地区拥有大量投资、工程承包、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企业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利比亚事件中，中国承包的大型项目有50个，涉及合同金额高达188 亿美元，动荡局势和突然停工让中方公司损失严重。其中，仅中国铁建、葛洲坝、中国中冶和中国建筑四家大型上市央企在利比亚被迫停工的大型建设项目，合同总金额就达到了410.35亿元。

       因此，海外投资不能仅仅考虑规模和速度，而要考虑如何利用全球的分工体系和产业链，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要素跨国整合能力，以产业增殖链为纽带开展海外投资时必然选择。与此同时，也要对所投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投资环境、产业发展及市场情况加强风险评估与管理，积极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加快建立海外保险体系与风险补偿机制，从而提高海外投资的成功率和收益率。（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