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走钢丝”，需要更加平衡的战略思想，当下特别需要在重视传统上层路线之外，加强下层路线

       近年来，一些曾被中国企业认为具有地缘政治优势而投资踊跃的高冲突集权国家，正转化成高风险投资地区。由于中国传统的外交和海外投资模式过于依赖政府高层，导致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了解和重视不足。这种公共关系处理上的不平衡状态，很容易在反政府风潮的动荡形势下受到牵连。未来五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计划年均增长将在17%左右，特别是资源能源类投资将迅速增加。在全球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走钢丝”，需要更加平衡的战略思想，当下特别需要在重视传统上层路线之外，开辟“第二条道路”，加强下层路线。

       来自下层的风险加剧

　　在亚洲、非洲等地区，一些内部冲突激烈的集权国家，曾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和比较集中的地带。中国在与这些地区国家的交往中，高度依赖执政政府的上层路线，这种方式取得过很大成功，不仅在联合国系统团结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并获得投票支持，也为弱小的中国企业走向这些高风险地区提供了保护力量。但是，近期对缅甸、安哥拉等国家的深度调研表明，目前这种务实的外交方式正在成为一把“双刃剑”。

　　首先，在正隐约出现的全球第三轮反政府民主风潮中，中国由于与当地政府关系密切而首当其冲。国外智库分析认为，目前全球政局动荡加剧，国内矛盾激烈的一些高冲突国家更是敏感地区。

　　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全球经济不景气及通胀，这些国家下层人民生活困难加剧，而西方有些政治人物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指责中国在全球化中“搭便车”以弱化自身面临的困境。由于中国在这些高冲突国家投资密集，且与当地政府关系比较紧密，执政政府与反对派的政治较量变动，成为这些冲突地区反对中资公司投资的核心因素。

　　其次，全球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可能在这些地区演化出更多政治危机，并使中国投资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这些地区目前出现动乱并非偶然，这是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固有的内外部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

　　在安哥拉，自1979年开始掌权的总统通过由其亲密盟友领导的国家重建办公室，直接控制中方提供的贷款发放，被指责严重缺乏透明度。在没有能力要求其政府披露信息的情况下，一些安哥拉民众转而要求中国方面披露贷款信息。这种要求往往遭到拒绝。在没有能力反对政府的情况下，这些人转而反对中国企业。

　　在缅甸，军政府对密松大坝投资利益的独断分配，令中国投资企业被视为不公正行为的共谋和受益者，继而成为紧张局势和暴力事件的焦点。缅甸当地一些居民所表达的最大拆迁要求，居然是要直接与相关中国公司对话。这也显示了其对当地政府和企业的不信任，而中国企业信息披露与对外沟通之缺乏也可见一斑。

　　反观在这些地区投资的欧美企业，譬如必和必拓、BP等国际资源巨头，在经营中均非常重视下层利益及风险，而非仅满足上层的要求。它们认为，资源类投资多属于长期投资项目，项目的存续时间很可能比冲突地区执政的政府任期都长，因此只走上层路线是十分靠不住的。它们在项目投资意向确定后，直到作出最终投资决定，一般要花大约一年时间展开社区调研和冲突评估，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其社区开发与风险控制理念体现在日常经营的方方面面，并不断推出一些新措施。

　　比如，英美资源公司新近开始实施“社区持股”措施，将待开发的矿业投资项目至少1%股权无偿让与周边居民。该股权红利每年进入一个专门设立的“社区投资基金”账户，项目存续期间，公司派专业理财人员，与村民代表一起共同管理该基金，投资于低风险的项目，使基金不断保值增值。项目开发结束后，公司完全退出基金的投资和管理，基金转而完全由社区支配和管理。

       海外投资风险盲区凸显

　　首先，对冲突地区特殊风险的研究严重不足。中国学术界更重视对大国的研究，而冲突地区鲜有大国。对这些地区的研究严重滞后，导致企业在投资中缺乏全面的信息和正确的指导，结果往往照搬国内经验，依赖高层政治关系，而不是像成熟的跨国公司那样，在充足信息基础上开展“冲突评估”。因此，在面对民间社会时准备不足，对来自民间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

　　其次，投资活动加剧了冲突地区原本激烈的矛盾，造成所谓“双速经济”现象。一方面，中国的投资造成当地资源能源类行业和企业爆炸性增长,社会权势高层受益巨大，通水、通电、通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普遍改善；但是，拆迁等具体问题不同程度地干扰了项目地原住民的生活。

　　资源能源类项目地往往处于偏远地区，其原住民通常是最为脆弱的社会阶层，对社会变化的承受力弱，文化水平低，长期直接依赖自然资源为生，难以适应生活环境和生计手段的改变。加之中国企业在拆迁补偿方面经验不足，多采取一次性补偿方法，不擅长可替代性生计的提供和培训等长期维稳措施的运用，极易招致不满。

　　不必讳言，多年来受务实外交方针的指引，为了寻求项目加快签约与实施，中国企业有时对市场原则和商业道德不够尊重，而过于迎合当地上层的心意和要求，操作往往不透明，被当地一些社区指责为包庇腐败，不顾社区疾苦，引来怨恨。因此，它们在高冲突地区容易受到牵连，甚至成为反对派要挟或对抗政府的工具。

　　第三，忽视民间社会，包括反对派、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比如，密松电站的坝址属于缅甸政府军管辖范围，但是淹没区在克钦独立组织控制区域，而KIO（克钦少数民族独立组织）及不少民间组织一直反对密松大坝的建设。KIO很早就提出将大坝分解为两个小坝的妥协方案，但意见一直没有受到重视。2011年3月，KIO专门致信中方，要求停止密松电站建设，否则有可能引发内战。2011年6月，中国研究机构在缅甸实地调研后向相关企业明确预警，密松大坝来自底层的“项目风险急剧放大”，可能导致缅甸高层“为求自保而让中国投资企业成为替罪羊”。但直至2011年9月底缅政府明确叫停该项目，这一预警并未受到正视。

       企业面临四种下层风险

　　第一种风险是当地高层与中国的同盟处于不稳定状态。冲突地区政府在希望最大限度获得中国帮助的同时，还希望通过外交上的平衡避免受制于人。安哥拉政府成功利用中国投资和援助的示范效应，从曾经制裁它的西方国家拿到了资金。缅甸学者分析认为，中国水电项目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定居区，这体现了缅甸政府的一种战略意图，即借中国投资挤压少数民族生存空间和话语权。

　　第二种风险是执政政府为求自保而寻找“替罪羊”。2011年9月30日，缅甸联邦议会宣布，吴登盛总统在其任期内搁置中缅密松电站合作项目。尽管此项目严格履行了中缅双方的法律程序，两国政府签署了框架协议，总统却表示，密松项目破坏当地自然景观，破坏当地人民生计，并声称：“缅甸政府是民选政府，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人民的意愿，我们有义务把重点放在解决人民的担忧和顾虑上。”

　　第三种风险是反对党为拉选票将中国投资政治化。反对党倾向于利用中国投资在当地的不足，通过反对中国投资拉选票，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典型案例是赞比亚。执政20年之久、对华态度友好的“多党民主运动”（MMD）在2011年选举中落败，新任总统迈克尔·萨塔是对华强硬派，主张“驱逐中国商人”，没收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的部分股份，分给穷人和本国企业。

　　第四种风险是下层直接发泄怨恨，威胁中国外派人员和机构的安全。典型案例是安哥拉。以贷款换资源的“安哥拉模式”在本世纪初经历了辉煌，近年来，当地一些人对此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满，认为在这种政府提供的一揽子保护伞下，中国投资公司规避了当地私营企业投资法等法律要求，没有做到合规经营，特别是在雇佣当地员工等本地化要求方面差距较大。当地华人指出，当地人忌惮政府，只能将怨气发泄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企业，这是当地针对华人的治安事件特别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加强海外民间公关力度

　　中国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亟须转换传统思路，进而反思如何协调包括民众、政府、反政府武装等各方利益，在政治风险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新平衡；加强以风险为导向和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战略模式转型；特别需要以更加开放的政治和商业心态，扩大利益相关者的范围。

　　首先，要加强直接针对民间的战略性社会投资和海外公关，充分重视与民间社会的协商和沟通。可以借鉴西方公司做法，重新认识国际和当地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由中国海外商会等中方民间机构牵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海外民间公关。

　　其次，避免造成一边倒印象，“以我为主”重新平衡与冲突地区政府的关系。对“内政”等概念要与时俱进地界定，不应再将与“中国企业投资相关事项”纳入不干涉“内政”范畴。创新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外政策的实施路径，即在政府路径之外，增加“民间直接实施路经”，确保资金直接普惠于民，特别是在企业经营所在社区内。

　　最后，强化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合规管理与经营。金融危机之后，在英美等国和联合国、OECD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推动下，跨境反腐合规治理潮流正在兴起。中国应借鉴跨国公司合规管理制度的成熟经验，积极推动在走出去企业中尽早建立合规内控机制，树立负责任的海外经营形象，确保可持续发展。（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