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德建交40周年。经过40年的发展，中德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贸易额由1972年的2.75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690亿美元；截至2011年底，德国在华设立企业7000余家，累计投资项目7500余个，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金额累计超过260亿欧元；对华输出技术累计近1.6万项，合同金额超过500亿美元。在这之中，德国企业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作为德国在中国最大投资者的大众汽车集团，截至到2011年底在中国的总投资额累计达到124亿欧元，2011年度销售汽车226万辆，员工人数达到48058人，经销商总数高达1623家。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谁的收益最大？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张绥新博士回答了中国媒体提出的相关问题。

　　记者：30年前大众到中国来时最大的挑战是零部件国产化。但是关于国产化的问题有很多争议。比如说在零部件认证上卡中国人脖子。您怎么看？

　　张绥新：从一个汽车价值考量，其中只有20%~30%在整车企业产生的，其余70%~80%的价值是在前端的零部件企业产生的，5万个零部件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零部件企业。

　　当时开始生产桑塔纳时只有2%的国产化率，这在当时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当时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议室里紧急召见大众总裁，要大众加速实现国产化，认为大众在刁难，不愿意做国产化。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当时派了一个专家出去考察，去贵州，以及山区一些三线企业，这些企业能把人造卫星送上天，为什么不能给汽车做一个零部件，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有一个同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去一个航天部的，人家总工程师出来接待他，只有30岁的年轻人，那个总工程师白发苍苍。他去了以后，双方互相一介绍，他汗流浃背，这样一个前辈的水准、资历比博士生导师还要老，我有什么资格跟人家面对面的去谈这些东西。但是他考察完以后，还是给出了一个意见，这个企业做不了零部件厂。因为做卫星是单件生产。有一个很精密的轴和套，做十个轴，十个套，一个一个用手工去配，恰好配成一个，卫星就上天了，但汽车每天要生产一千台、两千台，一年生产300天，出来的每个车都必须是完全一致的，是大规模、批量的生产，生产一致性非常重要。当时大家很不理解。

　　还有技术要求。一个汽车方向盘要100多个数据，干吗要求那么严？当时朱镕基还是上海市市长，他亲自下去调研了一次，调研完后，说我们搞国产化，不能凑合，要保证坚持大众的质量标准，不能搞“瓜菜代”。也因如此，我们确实感到非常庆幸，如果当时我们像北京吉普或广州标致一样放松质量要求，结果不堪设想。正是因为我们坚持这个标准，同时和中国方面积极配合，最后我们动员了300多个零部件企业来中国生产，当时等于是掐着脖子过来的。最后这300多家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了400多家零部件厂，到现在还是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核心。以后其它国外汽车企业来了以后，国产化已经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些零部件产业基础已经建立了。这是大众对中国汽车行业做出来的一个重大贡献。

　　记者：你们是来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同时这么多年来也受到批评最多的汽车企业，主要是说大众赚中国人的钱。大众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张绥新：像这种问题应该是每一个跨国公司都会面临的问题，跨国经营更会遇到许多复杂的政治上问题。我们也理解，这也很正常。我们会正面处理这些问题，相信全球化总的趋势不会受到影响。

　　我认为，跨国投资会给对所有的人、对所在地、对所谓母国都带来好处。首先是投资所在地，如果没有大众集团的技术、产品、品牌，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不会发展到今天的水平；而且给中国带来了4万8千人的就业，加上劳务工或别的工种，将近6万多员工。另外，整车厂一个员工会在上下游整个产业链里带来就业机会，按发改委的计算是1：11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在我的企业里有6万名职工，上下游企业加起来将有近100万的就业机会，这个拉动效益是很大的。给当地带来的税收、人才的培养，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同时，大众的业务也得到了发展，运营情况也很好，这是共赢。

　　记者：虽然是共赢，但人们认为大众赚的钱最多。

　　张绥新：当然企业是要赚钱的。我们在中国都是合资企业，不只是大众赚了钱，而是合作双方都赚了钱。我们赚了钱，都是在纸面上的东西，实实在在拿到钱是要分红以后才可以。刚才讲了两个数字，一是到现在为止投资达到124个亿欧元，二是今后几年要增加140多亿欧元投资，这个钱从哪来？就是合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大众一直到这几年才开始收到一些分红，其实在四五年以前，基本上合资企业是不分红的，都是再投资。上海大众最初时的投资，大众占的50%是1.6亿马克，相当于8000万欧元，今天看来这个数字简直太少，但现在的上海大众资产有多少，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都是滚雪球一样滚起来，以后没有外来的投资，都是靠自己经营，自己赚钱。

　　记者：另一方面，德国也有舆论批评你们把就业和技术带给了中国。这种批评会对你们的决策造成哪些影响？

　　张绥新：我们确实在德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当然大众经营状态很好，在中国、在全球的经营状态都很好，这种争议少一点了。五六年前，大众经营状态不好，德国、欧洲各个地方都在裁员的时候，我们在中国要盖新工厂，要投资，德国工会里反对声音非常强烈，批评说把所有就业机会都弄到中国去了。当时确实在讨论投资计划、讨论产品计划的时候受到了工会方面很大的争议。确实有几次耽误了一些事情。2008年，我们作为奥运会汽车合作伙伴，结果藏独组织和别的人权组织到德国大众门口拉起旗帜示威，包围大众工厂，要在大众工厂里搞罢工，当时我们确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我感到非常庆幸，大众集团董事会主席文德恩和监事会主席皮耶希，都有一种中国情节，他们对我也很信任，他们始终坚持要在中国发展，要在中国投资，是看好中国的。这种远见确实也使我们得到了丰厚回报。而且这次到新疆的投资，很多人难以想象，集团总部在他们层面上做了最后政治上的决策，批准了这个项目。我相信，包括乌鲁木齐的项目，将来也会得到成功。

　　记者：在中国的投资回报利比起德国和其他市场如何？

　　张绥新：在中国，特别是在高速发展的市场，投资回报率肯定比较高。但投资回报率不等于大家通常说的利润率，利润率是按照销售收入来计算的。中国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还算比较高，但波动很大，好年头的时候大家都赚钱，但一到了有问题的时候，陷入亏损也很快，这也是中国一个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