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从全球范围来看，很多互联网企业都采用了“复制+粘贴”的疯狂推进模式。它们往往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取得领先优势后，就快速将相同模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进以占领当地市场。无论结果是一家独大占据垄断优势，还是被当地同类企业以现金或占股方式收购，这些互联网企业都稳赚不赔。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自然就是Uber。

　　但今年5月下旬，Uber宣布将全面退出东南亚市场，从新加坡、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撤离。此外，Uber将东南亚的所有业务都出售给新加坡网约车平台Grab。而退出也是陆陆续续在进行，比如从新加坡市场的退出就在今年5月份。

　　之所以退出东南亚市场，与Uber策略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针对撤离东南亚这一事件，Uber的CEO达拉·科斯罗沙希曾表示：“Uber全球战略中一大潜在的危险是，我们在太多地方与太多竞争者进行了太多战斗。”如今从东南亚市场退出，能够让Uber更好地聚焦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从另一个角度看，Uber的重要股东软银也在此次退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毕竟软银已经投资了太多的打车企业，其更愿意看到当地的打车市场在单一企业的垄断之下。

　　而定于明年进行IPO的Uber通过在东南亚的退出可减少投入、改善盈利情况，向资本市场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当然，Uber的退出也是稳赚不赔的。将业务出售给Grab后，Uber占据了前者27.5%的股份——之前近7亿美元的投入，换回近17亿美元的股权。

　　但是，原本看似多赢的退出，实际上却留下了烂摊子，让用户、员工、监管方都很“不爽”。一位在新加坡服务Uber超过一年的司机表示：“Uber整个事情处理得非常糟糕，它基本上只是发了一个信息，说‘我们正在合并！再见！’”

　　而Uber应用程序也是在两周内关闭，Uber要求乘客下载Grab应用程序，并鼓励司机改变忠诚度。此外，Uber在该地区的500名员工立即被解雇。更让人无奈的是，Uber并不知道Grab是否会为这些人提供工作。

　　对于监管方来说，Uber的野蛮退出也带来了压力。某监管人士就表示，这次收购导致共享打车市场的垄断。而很多监管方也预见到，在Uber退出后，共享打车行业会出现价格上涨、司机取消订单等现象，导致服务质量变差。

　　对此，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政府均声明将对这笔交易发起“反不正当竞争”调查，防止Grab一家独大损害消费者利益。但是就目前来看，这些国家的监管机构显然是无力阻止Uber退出的——它们已经被告知，这桩交易无法撤销。

　　Uber的全球化攻势当下看似是受到了伤害，比如从中国、俄罗斯、东南亚等市场退出，但其实它已经收到预期中的回报，并能够更好地聚焦于其他市场。但是在退出相关市场时，Uber也留下了让人诟病的烂摊子。而这样的做法，也给“中国式并购”带来了启示。

　　Uber的强行退出，归根到底还是出于利益层面的考虑。对于以利益为先的企业来说，这样做似乎也无可厚非。不过Uber退出的太过“野蛮”，直接把业务“扔给”Grab就一走了之，忽视了用户、员工等多方利益。而事实上，很多“中国式并购”也产生过类似的负面问题。

　　比如58同城和赶集网合并时就进行了裁员举措，引发员工不满并围堵公司大楼。而原赶集网的数十家核心代理商也被裁撤、收回代理权，并关闭广告端口，导致代理商损失惨重。这些都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成为“中国式并购”中通常存在的痛点。

　　蛮横不讲理的一刀切、硬性裁员、收回权利等，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举措。如何在并购、收购时平衡多方利益，拿出最优解决方案，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必须要思考的问题。